至大至刚,跋扈为公:史语所中的傅斯年( 三 )


有一次,傅斯年在重庆筹得一笔小款,托人带回李庄,分赠给史语所同仁。分法却反常:职位低人口多的,反而分钱更多。职位高的不爽了,有怨言。傅有先见之明,附信已预言:“你们分得这笔钱后,有的人一定大吃,有的人一定大骂。”
毛子水在北大同学中最佩服傅斯年,他到中大、北大、台大任职,都是傅斯年提携。毛肚中有货,但口才一般,也有自知之明,教书非己所长,爱好网罗文献,自谦是“dilettante”(按:半吊子)。傅斯年知人善任,推荐他兼任北大图书馆馆长,但也不满意老友的安于现状、不求上进。在台大当面对毛说:“不是因时局关系,我决不会请你教书的。”毛评论傅:“最伟大的地方,在他的大公至正的存心”;“对一个国家学术机构的首长,学识固然重要,公正无私尤为重要。孟真学问上的天才,固然是稀有的;而他的大公至正的心胸,则尤为罕见!”
位于台北市大安区中国台湾大学校园内的傅斯年墓园——傅园
“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为人,不是为己”
孟真很猛很真。早在中山大学就和傅斯年共事的黄季陆教授认为,傅斯年的本性是“天真、纯洁和义侠一类的人物”;“在举世普遍被重利轻义,虚伪和势利种种恶习笼罩着的今日社会”,这类人物“使你心坎上钉着一件东西,永久都不会忘却”。另一位中山大学教授、和傅做了三十多年朋友的北大同窗伍俶说,“没有看见他向人低过一次头”,“没有丝毫官僚政客的气味”。
和傅交往二十多年、在中研院成立之初就熟悉的程沧波说,“从未觉得他骄傲,我只感到他的热情洋溢,醇厚有味。”在经常采访他的采访人员们眼中,“他是一个最和蔼朴实而平民化的学者”,“慈和、诚恳”。
思想者、先行者的灵魂必定是自由的,心胸通常是宽阔的,言行往往是孤寂的。所谓“峣峣者易缺,皦皦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后汉书·黄琼传》)傅斯年天马行空,特立独行,一骑绝尘,知音稀缺,非议不少。
有人骂傅斯年“对着镜子不认识自己的人”。台大法学院商学系主任刘溥仁教授针锋相对为傅校长解释:“其实,这何尝是傅先生的短处,相反的,这正是他那无私的伟大人格。”有人骂傅斯年“跋扈”。追随傅斯年十年的弟子王叔岷,为“一生最崇敬的老师”抱不平:“表面上看来是跋扈,可是,傅先生的跋扈是为公,不是为私,是为人,不是为己。”
朱家骅也为傅斯年的“狂狷”、“独行其是”辩护。他说,“孟真为人,磊落轩昂,自负才气不可一世,执笔为文,雄辞宏辩”;“常目空天下士,……唯其狂,所以富于情感笃于友谊。唯其狷,所以办事能坚持主张,确守职责,为要贯彻他的主张,完成他的职责,他常常能力排群议,独行其是。”
傅斯年爱才胜命,不仅不霸道,简直甘为“保姆”。对陈寅恪、赵元任、梁思成等大师敬重关照的事例不必多说,对有潜力的学术新人提携也很多。“一生最乐于成人之美,尤乐于指导青年,提携后进。”王世襄之所以被傅斯年“两句话”挤兑走,十之八九是他当时的才学,还不足以打动傅。
屈万里曾回忆一位没有任何背景的年轻同事,怎么进的史语所。史语所驻四川李庄时,这个年轻人在附近逛来逛去,想见傅斯年又不敢见。恰巧碰到傅斯年出来,他鼓起勇气,迎上去自我介绍,说他是某大学的毕业生,听说史语所如何如何好,想进史语所工作而没有人介绍。傅斯年“找他一谈,觉得这个年轻人很不错,于是就用了他”。
他给史语所职员布置工作,会用商讨的口气;下属因故不能执行,他也不以为忤;与钱穆关系微妙,但钱在武大的得意门生严耕望有真才实学,他没有门户之见,依然录用、重用。1945年7月中旬,严耕望毛遂自荐,向傅斯年写了封求职信,附寄三篇论文,自己都“不存多大希望”。8月21日竟然收到傅斯年前一天的回信,说欣赏大作,答应请求,告知依据院章拟定职称,让严喜出望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