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邓广铭宋代文化的高度发展与宋王朝的文化政策( 二 ) 邓广铭|高度|政策|王朝|宋代

经过长时期的相互抵排、交斗和交融，从而在北宋初叶以后的一些以儒家面目出现的学者，例如胡瑗、杨亿、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等等，固然已经大异于由汉到唐的那些拘守章句训话之学的儒家学者，却也绝对不是春秋战国期内儒家学术的再版。
就他们所致力的学术领域的界限来说，已非复孔门四科和六艺之所能涵盖；就其义理的深奥精密来说，也非复由先秦到唐代的儒家学者之所能企及。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辈出的学者，对于这样一些先后被开拓的广阔学术研究领域，只有一个最为适合的概括称号，那就是“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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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溪山行旅图》局部
绢本
206.3X103.3厘米
四
从秦始皇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之始，就在试行文化专制主义，所以有焚书坑儒之举。到汉武帝，则又采纳董仲舒的建议，要罢默百家，独尊儒术。
北魏、北周、晚唐、五代期内所发生的“三武”“一宗”的毁灭佛法的事件，不论其各次的历史背景如何，总之都是要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
但北宋王朝自建立以来，就把最大的注意力分别集中在：如何消除存在于各地的割据势力；如何防范文武大臣篡夺之祸；如何抵御北方强大敌国契丹王朝的侵袭；如何禁制百官间或士大夫间凭藉种种因缘而结为朋党，构成专制政权的一种分割力量等等。
这种种错综复杂的问题，使得北宋最高统治者们实在没有余力再去对文化事业的各方面实行其专制主义。因此，他们对于儒释道三家无所轻重于其间，对于思想、学术、文学、艺术领域的各个流派，也一概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
在科场考试方面，不但在考官们命题时并不以儒书为限，多杂出于老庄之书，致使“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的情况，早在王安石成名成家之前便已开其端倪；对于应考人士的答卷，不论在形式上或内容上也都不做任何规定和限制。
司马光在宋神宗初年所上的《论风俗札子》中就已说道：今之举人，发口秉笔，先论性命，乃至流荡忘返，遂入老庄。纵虚无之谈，骋荒唐之辞，以此欺惑考官，猎取名第。禄利所在，众心所趋，如水赴壑，不可禁遏。
既然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禁遏”的趋向，可见已经是“非一朝一夕之故”，而是“其所由来者渐矣”了。司马光本人虽未入于老庄，然而他和稍早于他的江西李靓却都有怀疑和非难《孟子》的著作；欧阳修则公然倡言《周易》中的《系辞》非孔子所作。
这样一些言论，并不曾被北宋王朝或当时的学者目为非圣无法。至于宋神宗曾一度试图用《三经新义》统一举子们的论点，那也仍然不成其为文化专制，因为《三经义》的本身，就已把释道和先秦诸子书中的“合乎义理”的言论采摭于其中了。元佑党争也只限于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整个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却并未为所阻遏。
上述种种，既表明了北宋的最高统治者们没有对文化实行专制主义，也确实证明了这一政策对当时士大夫们的思想的相对解放起了很好的作用。宋学之所以昌盛，不能不推此为其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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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自来的论史者大都认为，宋代文化之兴盛，主要应归功于宋王朝的重文轻武政策，还有人更具体地落实到宋初几个皇帝的“右文”政策上。我则以为，“重文轻武”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现象。
实际上，北宋建都于四战之区的开封，建国之初则为了削平十国割据的残局，其后则北方的劲敌契丹和继起于西北地区的西夏，无一不需要用武力去对付。所以，从北宋政权一开始就注定了“国倚兵而立”的局势，如何能够制定轻武的政策呢?既不能轻武，而宋太祖本人就是以掌握军权而夺取了政权的，深知高级将帅的篡夺之祸必须加以防范，所以在他即位后不久，就解除了与他同辈份的几个将帅的兵权，到宋太宗时，则又实行“将从中御”的办法，使得“将在外”也必须严遵君命；至其所以把文臣的地位摆在同等级的武臣之上，则只是希望藉此使其能够发生牵制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