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书治学当从目录学入门( 七 ) 梁启超|推荐书目|入门|治学

在从事某一课题研究时，第一步工作如前所述是从现有的书目索引入手收集资料，如果没有现存的资料目录，专家们往往自己编一份，以便充分地利用这些资料。作者撰于抗日战争初期的《倭寇在明代》即可说明这一点。作者首先将明人言倭事的著作38部编了一个目录，接着又摘录了其中的要点，并分析道：“综上诸家所论，实与今日御倭情形，无少差别。”作者还编有《词集举要》，自称“审定再三，分为丛刻、选本、覯律、正韵四目，皆治词学者必读书也。”如其丛刻部分录书十种，并说明道：“宋人单行词集或附刊全集，或别椠单行，今皆不易得。此十种搜罗殆尽，得一书不啻得数百十种单行词集。如一时不能全购，则姑先购《全宋词》以稽入，《历代诗馀》以辨体，《词话丛编》以博识，庶几不陋矣。惟《全宋词》、《词话丛编》二钜集校刊未精，能就图书馆借每家每种原底本细校一过，则尽善尽美矣。”
据以进行科学研究的资料应当是真实可靠的，鉴别资料的真伪是文献学，当然也是目录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汪辟疆在研究工作中特别注意辨别资料的真伪。试以《唐人小说》为例，作者于《李卫公靖》提要云：“按此条《古今说海》，题曰《李卫公别传》，无名氏传。明人刻书，类皆展转迻录，不究所出。其实《太平广记》四百十八已引之，下注出《续玄怪录》。宋临安书棚，亦收入卷末。则此文固李复言撰也。”此据类书考出作者者，并指出《古今说海》本署名无名氏的原因，带有一定的普遍性。再如作者于《红线》提要云：“按明刊《五湖小说》载此篇，而下题杨巨源撰。《说荟》本之。其实此文，已收入《太平广记》一百九十五，下注出《甘泽谣》，则当署袁郊矣。明人刻书，不稽所出，妄题撰人，如此类者甚多。词人引用，遂多歧误。是小说虽属小道，则不可不订正也。”此据类书纠正了明人妄题撰人的错误，并指出小说辨伪的重要性。
汪辟疆论目录学强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而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实际上也就是要我们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学术问题。汪辟疆从事学术研究，即注意此点。在汪辟疆看来，“文学递嬗之迹，必前有所创，而后有所承。”所以他在论著中特别注意分析文学的流变。在这方面，《近代诗派与地域》堪称代表作。该文即用发展的眼光来观察问题与分析问题，作者下卷首称：“今于未论列近代诗派之先，当不可不先知有清二百五十年间之史学变迁。清代之诗，约可分为三期：曰康雍，其初期也。曰乾嘉，则中期也。曰道咸而后，则近代也。”在分析各个时期的诗歌特点时，作者也注意到了其前因后果，如对清代初期诗歌的分析：“有清康雍之初，承明代前后七子之后，流风余韵，至此犹存。观于复社、几社诸贤如陈子龙、李雯之伦，罔不奇情盛藻、声律铿锵，当时号为七子中兴。流风所播，乃在明末遗民，下逮清朝，仍未歇绝，不过稍益以悯时念乱之想，麦秀黍离之感。”该文将近代诗人按地域分为六派：一、湖湘派；二、闽赣派；三、河北派；四、江左派；五、岭南派；六、西蜀派。而在分析各地区诗歌特点时，均注意追溯其历史渊源。如该文对湖湘派的分析：
荆楚文学，远肇江南，屈宋承风，光照寰宇，楚声流播，至炎汉而弗衰。下逮宋齐，西声歌曲，谱入清商，极少年行乐之情，写水乡离别之苦，远绍风骚，近开唐体，渊源一脉，灼然可寻。故向来湖湘诗人，即以善叙欢情，精晓音律见长，卓然复古，不肯与世推移，有一唱三叹之音，具竟体芳馨之致，即近代之湘楚诗人，举莫能外也。
当然作者也很注意文学作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而在这方面《唐人小说》的成就非常突出，作者尽可能地将每篇优秀的唐人小说对后世的影响都揭示了出来。如《谢小娥》一篇按语云：“谢小娥事，在唐人小说中，差为近实。《新唐书》（二百五）即据此文，采入《列女传》。文间事省，未足以写小娥也。李复言《续玄怪录》有《尼妙寂》一则。（《太平广记》一百二十八引）即记此事，而略有异同。皆足与公佐此《传》互证也。此事既出于义烈，颇为后世所传。如凌濛初即演之为《拍案惊起平话》，王夫之复演之为《龙舟会杂剧》，并皆原本此篇，而益加铺张，信乎义烈之感人深矣。惟《舆地纪胜》江南西路，有谢小娥事，亦出于此，而时地多不符，则宋后传闻之误也。”这一段按语将小说与正史以及后世小说、杂剧，乃至傅会的古迹古事之间的关系揭示了出来，对我们认识正史，以及后世小说、杂剧，乃至傅会的古迹古事的取材、写作方法与资料价值等诸多方面都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唐人小说》中，此类论述甚多，我们就不再举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