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书治学当从目录学入门( 四 ) 梁启超|推荐书目|入门|治学

作者还在提要中顺便道及自己的治学经验，这对初学当然具有指导意义。如汪先生在提要中反复强调要读全集而不能只读选本。《读书举要》于陶澍《陶靖节诗注》云：“陶诗虽有选本可读，其全集究不能不看。”于《王阳明集要三种》云：“王学重要，过于程、朱，非阅《全集》不可。且文字优美，非宋明理学家所及。用《四部丛刊》本。”汪先生在清王立名编注之《白香山集》的提要中还说明了必须读全集的原因：“香山诗不免轻率，实有时代精神，光气究不可掩。其《与元九书》云：‘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又云：‘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切乎声。’皆香山诗歌立足点也。选本多不能见其真面目，故全集必读也。”
除推荐书目外，汪先生的《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也是专门指导治学门径的。文章首先推荐了十部源头书，接着谈了四种读书方法：一、诵读；二、阅读；三、抄读；四、参读。并一一作了介绍。“诵读有二：即背读、熟读是也。”“背诵必随口举其全文，一字无误。熟读，在深晓篇章大义，了无疑滞。”“阅读者，即前人所指为涉猎之书也。”显然，诵读指精读，阅读指泛读。汪先生还用既传统而又非常现代的眼光指出了精读与泛读的内容：“经史诸子文翰之源头书，最要者宜背读，次要者宜熟读。惟文籍既广，学术至博，以古人言，则有羽翼经传之群书，殚见洽闻之雅记，何莫非学者阅读之书？以今日言，则有殊方异域之译籍，近代名贤之造述，不可自封，且或有与古书古学互相印证者，乌可弃置？”文中特别强调了应读外国学者著作的译本与现代学者的学术著作，表现了作者具有开放的视野与广阔的胸襟。汪先生还特别强调了精读的重要性：“书之应诵读者，必为基本之基本书。应阅读者次之。惟初学必宜先有数种精读熟读之书，为之根柢，然后从事阅读，方有择别，获益自宏。”汪先生说抄读有全抄、节抄、撰抄、比抄、摘抄、类抄之别，实际上讲的是积累资料，写读书笔记的方法。汪先生还结合自己的读书经验，重点介绍了参读之法：“余尝取古本或白文本为读本。同时即尽力搜求关于此书之注释考证诸书，悉置几案。日诵白文一卷，或一篇既毕，然后将几案所备诸家校注，逐篇检阅，遇有文字歧异、考证纠纷者，摘记于册。若已别有所见出于诸家之外者，别纸疏记之。如是，则某一书读毕，同时亦将诸家之书读毕。闻见既博，理解亦增，其效可操卷也。”
汪先生示治学门径的实际效果也是非常明显的，他的学生穆克宏谈道：“遵照汪先生的教诲，我阅读《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了解了经、史、子、集各种书籍的基本情况，也了解了各门学科的源流，懂得了一些学习和研究的门径，确实受益不浅。”
二、辨学术源流
在汪辟疆看来，“目录学者，辨章学术剖析源流之学也。目录不仅为纲纪群籍簿属甲乙而设，要必在周知一代之学术，与夫一家一书之宗旨，而后乃可以部次类居，无凌乱失纪杂而寡要之弊，”他于孙德潜《校雠学纂微》提要复云：“目录之学，与史相纬；其重在周知一代之学术源流，及一家一书之宗趣。”
书目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分类来实现的。目录学论著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能够正确地阐述书目分类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方面的意义。汪先生做到了这一点，他曾用表的形式简单明了地反映了我国早期目录分类由七略到四部之并合异同情况并从六个方面对该表作了说明：
（一）史部与经部之开合也；
（二）诸子与兵书术数方技之开合也；
（三）诗赋与文集名异而实同也；
（四）诸子始终独立专部也；
（五）图谱始终未能独立专部也；
（六）佛道二家分合无定也。
现仅以首条为例：
古代目录，史书统辖于六艺之中，盖以史本出于六艺之《春秋》，刘《略》、班《志》六艺略之《春秋》家，即为史部。观于刘、班以司马迁之《太史公书》及冯商之《续史记》并附入《春秋》家类，不复别立部目可证。此经史合也。自荀勖出《史记》于六艺《春秋》家之内，别创丙部，李充亦然。但改丙为乙耳。自是以后，虽有王俭仍本刘、班，合《史记》于经典之内，然至阮孝绪仍出之。至唐初修《隋志》，而史部确实成立，一分而不可复合。该以经书只有此数，后人注疏，亦不离其宗。而史书则与日俱增，尽附存于六艺之《春秋》家，其势不能。此史部与经部开合之一大变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