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书治学当从目录学入门梁启超|推荐书目|入门|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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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辟疆先生（1887.11.3-1966.3.12）
吾人研究目录学之标准，当必博稽其源流，商榷其类例，与夫义例之变迁，分隶之出入，皆宜详究。语其大则可通古今学术之邮，语其细则可得著录之准则。而治学之方法，亦将于此涉径焉。
——汪辟疆
南京大学的前辈学者为我们留下了丰厚的学术遗产，汪辟疆的目录学成就既突出又具有鲜明的特点，下面我就谈一点学习体会。
一、示治学门径
汪辟疆（1887-1966）1922年任江西心远大学教授，1928年来南京就第四中山大学之聘，后第四中山大学几经易名，成为中央大学，解放后又改名为南京大学，汪先生在这所学校任教达38年之久。为了指导学生读书治学，汪辟疆写了《读书举要》、《工具书之类别及其解题》、《读书说示中文系诸生》、《目录学研究》等一系列目录学著作。这些著作的首要任务，就是为学生指示治学门径。在他看来：“目录学者，提要钩玄，治学涉径之学也。学术万端，讵能遍识？亡书轶籍，无补观摩。故必有目录为之指示其途径，分别其后先，使学者得此一编，而后从事于四部之书，不难识其指归，辨其缓急。此目录学之本旨也。”
在各种目录中，推荐书目是专门承担指导阅读任务的。《书目答问》就是此类目录的代表作，张之洞《书目答问略例》一开头就说：“诸生好学者来问应读何书，书以何本为善。偏举既嫌絓漏，志趣学业亦各不相同，因录此以告初学。”胡适于1923年应青年朋友的要求，也编过《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然而遭到了梁启超的批评，梁氏称该书目“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结果不是个人读书最低限度，却是私人及公共机关小图书馆书目之最低限度。”梁氏自己也编过一个推荐书目《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汪辟疆认为：“梁、胡论列，可谓备矣；鄙意尚嫌过多，非今日学子所能尽读。”于是在1925年4月也编了一个推荐书目《读书举要》。就收录范围与数量多寡而言，汪辟疆的推荐书目贯彻了少而精的原则，仅收130种书，同胡适与梁启超的上述书目相比，更切合读者的需要。为便于举例，我们不妨将他写在霍松林所藏《杜诗镜诠》上的一个推荐书目抄在下面：
诗三百篇
庄子用郭庆藩集释本
屈原赋《楚辞》用山带阁本
太史公书用张文虎金陵书局校本
水经注用武英殿戴校本
杜工部诗用九家集注本
右六书，为治文者必须熟诵而详说者。首训诂，次语法，次考证，，最后通义旨，不可放过一字，不可滑诵一句，不可忽略一事物，寝馈勿失，终身以之，有馀师矣。《文选》、《通鉴》，纂辑之书，取供浏览，抑其次焉。方湖为霍松林题记。
对于治中国古代文学的人来说，此可谓精而又精了。作者还指出了采用的版本、读书的方法，并强调了读原著的重要性。
就分类而言，汪目也比胡目、梁目科学。胡目仅分三类：（一）工具之部；（二）思想史之部；（三）文学史之部。梁启超批评道：“胡适正在做中国哲学史、中国文学史，这个书目正是表示他自己思想的路径和所凭的资料。（对不对又另是一个问题，现在且不讨论）殊不知一般青年，并不是人人都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不是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里头的书十有八九可以不读，真要做哲学史家、文学史家，这些书却又不够了。”梁目分五类：（甲）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乙）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丙）韵文书类；（丁）小学书及文法书类；（戊）随时涉览书类。显然，梁启超打破了中国传统的分类方法，但是并没有建立起一个新的科学的分类体系。首先，他没能用简单明了的类名来概括该类图书。其次，分类有些含混不清，类名与该类著录的图书不大一致。如甲类包括了经部书、子部书和学术史著作。乙类基本上是史部著作，类名却局限于政治史，还不伦不类地加上了文献学。丙类用了“韵文书类”名称，却收录了既有诗又有文的总集和别集。丁部将小学书和文法书并列，也不大符合逻辑。戊部“杂取有用或有趣之各书”，与上述各类采用了不同的分类标准，没有反映图书的学科内容。正因为该目分类不科学，所以不便读者检索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