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乱世和盗匪横行的恫吓下,中国的镖行开始蓬勃兴起,进入黄金时代。
当时,从北方的中俄边境,到国内的北京、佛山、苏州、汉口等商业重镇,乃至远涉外海的商船,都出现了镖师的身影,在清末的上海洋行,每次远航国外甚至都要聘请镖师“以御盗贼”,有的大船甚至会延请戏剧演员登船献唱,而镖师甚至可以位列“首座”以示尊崇。
尽管必须以高强武艺护镖,但对于镖行和镖师们来说,与盗匪直接开干并非利益最大化的方式,很多时候,镖行和镖师往往“以和为贵”,与盗匪存在某种形式的暗中联结。
对于镖局的生存法宝,《镖局春秋》的作者古彧曾经总结为:“官府要有硬后台,绿林要有硬关系,自身要有硬功夫”等三句真经。
当时,在北京等各地镖行的负责人,都要在每年的某个固定时间,到自己镖局经常走镖的必经之路向各个盗匪们“拜山”请求“关照”,而盗匪们对于日常有“往来”的镖局则大多要网开一面,否则动起手来也是各有损伤,作为一种利益共享,很多镖局与走镖路上的盗匪们,往往存在一种默契的合作关系,以此确保安全。
镖师们回忆,一旦走镖路上遇到荆棘拦道,通常就意味着碰上劫镖的了,在此情况下,领头的镖师一般会先与盗匪谈判说,“近来疏忽,忘了拜山,在下是某某镖局,东家放一马,日后定当登山拜谢”等等客套话,而盗匪一般也会量力而行或者给个面子,而不是像影视剧中演的一样动不动大打出手。
晚清著名镖师李尧臣曾经向弟子回忆说,“镖行和贼打交道,先要讲和气,光凭武艺高强,想制服他们,那还是不行的……贼要是准你过去,他就高喊一声‘合吾’。有时别的贼人趴在地上,远远的看不见,为首这个贼喊了一声‘合吾’以后,就听见远远的一声接着一声。遇见贼人硬要和镖师比武较量分个胜负的,那就只好和他拼了。真的动手的情形,100次也未必有1次。可是干镖行的死在贼人手里的,也不在少数。”
由于镖局与盗匪之间存在特殊的“妥协”关系,因此当盗匪来到镖局所在地游玩或办事时,一旦官府缉拿,镖局通常也会保护盗匪,而鉴于镖局普遍在官府有政治关系,部分大的镖局例如会友镖局等甚至有李鸿章等当朝红人荫护,因此假如盗匪进入镖局寻求庇护时,官府一般也会网开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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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乱世中夹缝求生的镖局,即将迎来时代的大考。
清朝道光三年(1823年),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票庄在山西平遥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各地票号遍地开花,在票号金融的影响下,清朝的现银运输量急剧减少,随着主营业务的日渐丧失,加上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传统的镖局的业务,也开始从单一的银钱运输,转变为多种业务兼容模式,这其中就包括帮一些有钱的客人充当人身保镖,押送衣、物、手饰等各种业务。
在此情况下,进入晚清时期,镖局逐渐形成了“信镖、票镖、银镖 、粮镖、物镖、人镖”等六大镖系和商业模式,而随着晚清时期全国各地鸦片种植和鸦片贸易的大规模兴起,许多镖行甚至蜕变成为鸦片商人的保镖,以防止有人抢劫烟土(鸦片),例如当时广东潮州、嘉应府一带的鸦片商人,经常往湖南边界及广西浔州、梧州等地贩卖鸦片,他们经常都会雇请镖师“重其酬谢”进行“保标”。
而在票号之外,现代银行业的崛起,开始更加剧烈地冲击镖行的业务,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5年,中国境内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英国丽如银行在香港设立分行,随后又进入广州、上海等地开设分行;在英国丽如银行的带头下,英国的麦加利银行、汇丰银行和有利银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正金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等纷纷进驻中国开展业务。
到了1897年,由盛宣怀主持创办的中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正式成立,1904年,中国银行的前身大清银行也成立了,如果说传统票号不管如何演变,始终还需要短途运送现银等保镖业务的话,现代银行业的崛起,则几乎彻底斩断了银钱运送这条传统镖行的最重要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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