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期的洛阳地位不逊于作为首都的汴梁,所以,宋人眼中的洛阳是一座“宜居度”很高的大都市。正如《邵氏闻见录》中的记载,“康节先公庆历间过洛,馆于水北汤氏,爱其山水风俗之美,始有卜筑之意”。
正因为洛阳是个适合学者修养身心的城市,刚过了而立之年的学者邵雍,才会选择这座城市定居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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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宗元年,来自共城的学者邵雍带着父母定居于洛阳,在这里落了脚。正是因为他的这一决定,让他的学者生涯有了更好的发展。来到这座陌生的大城市时,邵雍没有任何倚仗。由于他声名不显,所以,连温饱都成问题。
不过,贫穷对于品德高尚的学者来说是早已司空见惯的,是以邵雍“不以贫困为忧,不露戚戚之穷”,在简单的生活中怡然自得。或许,正是这份淡然,让他收获了洛阳名士的青睐,在学术之路上越走越远。
满腹经纶的邵雍从不炫耀自己,在与其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过程中,往往能虚心听取其他人的意见。就算他与其他士子的观点产生分歧,邵雍也从不强词夺理,总会耐心地听人说完。此外,邵雍从不以貌取人,不论是达官显贵还是寒门子弟,都能得到他的公平对待。更难得的是,邵雍在与人交流时经常“乐道其善”,喜欢表扬其他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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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石实行新法的过程中,许多朝中大员对此嗤之以鼻,有些甚至辞官隐退。一些邵雍的门生特地致信邵雍询问老师的意见,邵雍给出了中肯的回复。虽然,邵雍同样不能接受新法中的一些条目,但他却认为:那些与王安石爆发矛盾并辞官隐退的大臣做得更过分。因为这样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自己,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邵雍觉得,法令严格是一件好事,但严法宽施才是治国的良策。因此,他每次给弟子写信时,都会对他们进行尊尊教诲:“此贤者所当尽力之时,新法固严,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赐矣。投劾何益耶?”久而久之,邵雍中肯的观点传遍了京都,一时间各方名士皆有心结交这位见识不凡的学者。
司马光、富弼这些曾一人之下的能臣隐退之后,都选择了洛阳这座大城市养老。虽然,当时的邵雍只是个穷的叮当响的学者,但这些享誉盛名的名士仍愿意结交这位后生,甚至,以与邵雍结交为荣。不论是司马光还是富弼,都曾多次拜访邵雍,与其交往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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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名士还有意地帮助邵雍进行宣传包装,并倾囊相助,一块凑钱给他买了一座占地颇广的园林。据说,这座庄园内有山有水,光是大屋就有三十几间。
为了答谢朋友们的馈赠,邵雍特地赋诗一首:
“重谢诸公为买园,洛阳城里占林泉。
七千来步平流水,二十馀家争出钱。”
自古以来,贫寒的名士不胜枚举,像邵雍这样既没有显赫的背景,又没有考取功名的学者,为何能得到上流社会如此慷慨的馈赠呢?
这是因为,当时的学问圈非常淳朴,对于这一时期的士大夫来说,身份、背景、地位、金钱并不是结交的纽带,真正值得关注的是品德与能力。
所以,洛阳城的名士与邵雍结交的纽带,正是邵雍所拥有的超乎常人的美德和才华。这种友谊,堪称云天高谊,也正应了那句“君子之交淡如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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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邵雍有怎样的知名度呢?
不论是洛阳城里的显赫人物,还是平头百姓,每当长辈对晚辈进行教诲时,总会将邵雍奉为正面典型:“毋为不善,恐邵先生知。”可以说,历史上像邵雍这样被大众尊为道德标杆的,除孔孟这两位先人之外寥寥无几。一时之间,贤良的士子尊重邵雍的品行,处处向他学习;不贤良的劣徒佩服他的秉性,以邵雍为标准规正自己的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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