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儿|“甜姐儿”黄宗英：我仿佛从未逾越过家庭熏陶这个圈( 三 ) 逾越|黄宗江|熏陶|黄宗英|家庭|甜姐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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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英十五岁踏上话剧舞台，因父早亡、家道中落，孤儿寡母日子过得凄清，宗英小小年纪整日做着养家孝母供兄弟上学的梦。图为十九岁的黄宗英，1943年摄于良友照相馆。“没了？”“没了。”“签名盖章。”我签了名：“我没章。”他们取出印色盒：“按手印。”“我不是犯人。”“叫你按，你就按！”我想这是演的哪一出啊，我别扭地用食指挖着印泥狠狠地按了一垛红。后来——“文革”之后——才知道，那年冬天，陶声垂与华北一地下党接上关系，去了冀东游击队，解放之后，他任南开大学副校长。“运动”中，他的政历有半个月的下落“交代不清”，被说成是进了天津日本宪兵司令部投降后混进游击队……天啊，幸亏当时小小年纪的我还活着，而娘和老张妈早已阴阳隔界，若不是我的交代和他的交代相符，他这“半个月”是永远清不了啦。真是人生如戏若梦。是我的从小如戏若梦的种种经历，使我总把戏、梦、人生分不清、掰不开。我十七岁初恋，准备结婚后一起翻过北京香山去游击队，可新郎突然病倒，勉强被搀扶着行过“昏”礼，就住在石驸马大街他的当医生的舅舅家，我住舅妈屋。十八天后的深夜，新郎在羊市大街医院病房里熟睡。我和他妹妹轮班守护，妹妹睡在椅子上，我有一针没一针地织手套撑着精神，听病人睡得很沉，出气一声比一声长，我想他睡得好香，可妹妹突然奔出病房，又突然，病人喉咙里有咳痰声，更突然，一切都静止了。医生赶来了。护士用被单把他蒙了起来，我还不相信是他死了。偏说：“医生医生，是痰，让他把痰咳出来就好啦！”可是护士已把他连头带脚裹了起来，看我实在年轻痴得可怜，护士也抹了抹泪，当我跟着移动车往太平间走时，我才哭了：“他会冷的，会冷的……”第二天，新郎已被化好妆，寿衣俱全地躺在棺材里，我才明白为什么婆母和小叔多日没露面。哀乐声声，棺材被抬上香山，在长着无核大枣的小院北屋停了半刻，吹吹打打，又起杠抬到公主坟，埋了。杠夫和乐手们吃起了松枝烤肉，喝着酒，吆喝着划拳，比戏还戏，做梦也没梦到过。我婆婆劝我信基督教进隔壁的女查经班，把自己奉献给主；天天一大早，婆婆带着我做早祷，女信徒们呼天哭地，我学会了唱圣歌：我听复活救主常说：哦，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我可怎么也跟随不了，只天天跟《约翰·克利斯朵夫》上山，依着岩松阅读。再后来，共产党地下党员岱云和国民党情报人员林葆龄一起到香山来接我回上海演戏。我叩拜告别了婆母，虔诚的婆母带我到德高望重的宋牧师家告别。宋牧师已重病气息奄奄躺在床上，他为我做了祷告，又对我说：“可怜的孩子，你为什么要走毁灭的道路？”……还要继续写“毁灭的道路”吗？暂停罢。我的剧团、我的电影厂、我的杂志社，一而再地毁灭过，生存过，又毁灭过，又凤凰般地重生过……我的好兄弟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的文学艺术中永生。待续。续也不续难说。1994年10月4日上海新康花园寓所本文为独家内容，节选自《卖艺黄家》，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作者：黄宗英；摘编：安也；编辑：走走；导语校对：刘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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