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隶变”时期书写方式的变化主要是改变篆书“诘诎盘绕”的线条形态,将“物象摹画”变成“符号(点画)书写”。古人称隶书是“篆之捷也”,从秦律简看,情况确是如此,它在初期仍然采用篆书的笔法,但是用笔要草率得多,是篆书的快捷书写。早期隶书具有不成熟性和过渡性,有的篆意浓厚,有的则初具隶书风范,有的规整,有的草率。《青川木牍》是目前发现最早的战国秦系俗体文字,篆书意味较浓。《云梦睡虎地秦简》距秦统一不远,隶化程度更高些。经秦历汉,隶书最后成熟。隶书出现后,笔法沿着两条线索发展:一者发展为章草,一者发展为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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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线索中,演化的路径是:篆书——隶书——章草,“摆动”和“转笔”是一贯的笔法。在第一个环节,即篆书——隶书的环节上,虽然仍然采用“摆动”和“转笔”,但是,有两个趋向,一是出现“波折”,一是“笔与笔的连贯”。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少数线条已经被夸张,端部加重,线条出现弯曲,但还没有明显的波折,这些特点后来发展成隶书的主要特征,太初三年简,撇捺已经出现明显的挑脚,太初以后,波拂明显的简书越来越多,线条从简单弧形演变成了波浪形,在弧形和波浪形的线条中,笔毫转动的痕迹十分明显。但是,马王堆一号汉墓竹简的少数线条虽然已经被夸张,端部加重,但是并不是“提按”笔法,其用笔是“有按无提”的,按后不是提,而是转,可称为“按转”笔法。
从居延汉简中,我们发现三类线条:波状曲线,简单曲线和平直线。它们无疑是转笔和平动的结果。在第一类——波状曲线中,存在粗细不等的变化,它们不是“提按”的结果,而是在笔毫牵引过程中“摆动”造成的。其后,武威医简留下了向章草演化的痕迹,进入本线索演进的第二个环节,即隶书——章草的环节,笔与笔的连写增多,但是线条仍然保持弧形,转笔的使用更加频繁,至《平复帖》,“摆旋换锋”和“按转”的“复合用笔”并用,已经发展成成熟的章草。
其后,张芝在章草“转笔”的笔法中加入“提按”的成分,开创了今草一体,至王羲之,今草已高度成熟。
如果说在第一条线索中,人们更多地利用了“笔毫锥面的转动性”,在用笔时采取推、拖、捻、曳的办法,使笔毫“平动”或“转动”,那么,在第二条线索中,人们则利用了“笔毫丛体的弯曲性”,在行笔的过程中使用“提按”,笔画的端部进一步受到强调和夸张,同时,书法中开始出现了方折的笔画,楷书开始萌芽,方笔用翻,按而复提,方能“翻”,故方折之笔与“提按”笔法是“共生”的。从鸿嘉二年椟、东汉熹平元年瓮题记、魏景元四年简、南昌晋墓木简中,我们可以发现“提按”用笔的逐渐加强。如果说“转笔”的效果是“曲”,其线条是委蛇蜿蜒的,带有更多的“律动感”,那么,“提按”的效果是“直”,方折凌厉,带有更多的醒目庄严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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楷书到了钟繇手中,已经基本成熟,但在钟繇的楷书中,还较多地残留着隶书的意味,仍然广泛存在着“转笔”,正如《书谱》所云:“元常不草,而使转纵横”,而王羲之的《黄庭经》、《乐毅论》和《孝女曹娥碑》中,已经基本脱尽隶意,很少“转笔”的存在。所有复杂的转笔,都被简单的“提按”所代替,于是,用笔的焦点集中到笔毫的起落方面,正如沈尹默所说:“落就是将笔锋按到纸上去,起就是将笔锋提开来,这正是腕的唯一工作”(《书法论》)。
至此,笔法的简化已经非常彻底,除了能体现笔法的点画的端部外,行笔过程中几乎只剩下中锋和顿挫,点画也因此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规整了。这个变化,方便了实用,但是,在两千年来“提——按——提”的书法教学中,笔法的丰富性也逐渐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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