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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才高，游于官场却一点儿都吃不开。
皇帝赞其有宰相之才，苏轼却终其一生摸不到相位的边儿。
为什么会这样？
【 忠直|苏轼太忠直官场吃不开】《宋史·苏轼列传》有论：
“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
但为小人忌恶排挤，不使安于朝廷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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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史自古颂扬忠直之士，那是因为物以稀为贵。
真实的生活里，绝大多数只希望别人耿介，一旦具体到自己身上，明哲保身则是第一法条。
凡忠直者，上司、同僚、下属、君子、小人往往一块儿得罪，大多没有善果，结局比较悲凉凄惨，重则丧命，轻则贬职丢官。
事实这般反复上演，仍然敢于忠直的就是勇士了。
因为忠直的结局不好，保守的劝诫论戴上实用主义面具堂皇现身，诸如背弃原则“玩转职场”之类的观点大行其道，说到底，都是技巧，是煮过的面条——
脊椎软塌塌。
这个伪善的假面具很容易戳破，它所贩卖的理论是舍义而取利。
当公平、道义、良善、诚信变得非常可贵，说明社会风气坏透了，利益横扫一切，忠直行为才被打压和讥笑，但又是人人需要，矛盾就这么存在着。
一味忠直是不是会得罪所有人呢？
苏轼是不是向所有小人开战呢？
当然不是，因为以民为先为重，他的理念与官僚阶层合不上拍，数十年为官生涯不改初衷，当然遭遇排挤。
宋哲宗赵煦刚刚亲政，苏轼就上书：
“天下治乱，出于下情之通塞。
至治之极，小民皆能自通；
迨于大乱，虽近臣不能自达。
陛下临御九年，除执政、台谏外，未尝与群臣接。”
言辞恳切，切中病灶：
君不知臣，官不知民。
苏轼在上书的最后提醒说：
“臣恐急近好利之臣，辄劝陛下轻有改变，故进此说，敢望陛下留神，社稷宗庙之福，天下幸甚。”
所指正是像王安石为变法而变法的乱天下新政。
看这样建议，会以为是文官从经史里套出的调子。
其实不然，苏轼做过地方官，他的心里装着百姓，知道小民最高生活理想是饱暖、太平，其他都是可有可无的。
他希望皇帝知道百姓想什么，并以此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参照。
他的建言，皇帝也许认真看了，也就是看看而已，并不采纳。
苏轼的政绩，多为任地方官时偶得，有心为民无心政绩，却得美誉。
他曾两次下派到杭州，第一次当通判，非一把手，做事有掣肘；
第二次任知府，有能力放手做事，建学校、办养老院、治理西湖和钱塘江，政务、诗文皆有声有色。
杭州百姓都是有良心的，苏知府所作所为，他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百姓可不管诗文不诗文，谁让他们安居乐业了，就敬重谁，“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
又作生祠以报”。
给活着的人建祠堂，这是极荣耀的事情。
有句话叫“金碑银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苏轼不仅获得口碑，更在平民心上立起一座心碑。
（摘自《新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