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学勇|年轻小说家汪曾祺 | 小说家( 二 ) 小说家|沈从文|陈学勇|《复仇》|现代派

比之题材，比之题旨，读者更加容易感知汪曾祺的艺术追求。他晚年若干小说观念，年轻时差不多均已见端倪，而且付诸创作实践。那时他就对友人说：“向日虽写小说，但大半只是一种诗。”他也写诗，新体旧体都写，旧体尤富于韵味、意境。当代小说家鲜有吟咏旧体诗的，少数附庸风雅，往往五、七言，四、八句，平平仄仄，徒具外壳。汪曾祺本质乃诗人，他的小说皆“抒情的现实主义”，以后又常说“抒情的人道主义”，都强调“抒情”，抒情是诗人天职。写小说头一年，《钓》《翠子》《悒郁》，哪篇都不妨读作一首小诗，这样的“小诗”每年源源不断。二十四岁的汪曾祺宣布：“我的小说里没有人物，因为我的人物只是工具，他们只是风景画里的人物，而不是人物画里的人物。如果我的人物也有性格，那是偶然的事。而这些性格也多半是从我自己身上抄去的。”他甚至不喜欢小说家大谈“性格”这个词，刻画性格会妨碍他抒情。他的小说，真正的人物该是作家本人，评论家们津津乐道的“最后一个士大夫”（鄙意“士大夫”说似可斟酌）。
汪曾祺的创作谈不少，谈语言最多，最细，多予人启悟。他有个自己的概念——“语态”，追求语态。不仅摹写人物对话如此，作家的叙述语言亦是如此。领悟了“语态”，方能深入鉴赏他的语言魅力。看他早期小说的叙述：初生情愫的少女银子，那点隐蔽心绪不敢自己点破，“说怕人知道，也怕自己知道”（《悒郁》）。微不足道的盲人，“我们似乎忘了他是个瞎子，像他自己已经忘了不瞎的时候一样”（《猎猎》）。整天捆在药店的店员到晚钟敲过八下，才“把自己还给自己了”。“离第二天还远，也不挂在第一天后头”（《异秉》）。本来平平常常的叙述，叙述得一点不平常，烙上他独特的语言风格。“看似寻常最奇崛”，亦即李渔说的“浅处见才”。这样的语言，堪称人人笔下所无，这样出才，愈发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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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在上海（1940年代）
当年沈从文认汪曾祺为高足，汪曾祺竟毫不谦让，说：“不但是他的入室弟子，可以说是得意高足。”不说沈从文慧眼，汪这般才华，明摆台面上的，容不得你视若不见。沈从文高足，第一数他，不数他轮得上谁？二十岁那年汪曾祺写出了《翠子》，他开始写小说的第一年，第二篇。清新，俊逸，蕴藉，有诗有画，已然一派汪氏风格，置于他晚年作品中亦无愧上乘。同等水准的作品还有《最响的炮仗》，淡雅纯正中融入少许沉郁。《翠子》近《受戒》，它近《异秉》。
个人时运不济，社会天翻地覆，汪曾祺失去适宜他创作个性的土壤。蛰伏了半生，“复出”时许多读者以为冒出个年老的新秀。复出的汪曾祺其实就是原来的汪曾祺，当然较当初成熟、老到。当年曾经位占一方的京派小说，到《受戒》《异秉》问世，竟被视作绽放异彩的奇葩。说新奇，更应说复旧。汪曾祺小说很美，很独特，是永远的，随时代前行，他的读者将越来越多。他自信会上文学史的，果然上了史册。
着眼历史评价的话，要为汪曾祺惋惜。他酷爱唐诗，尤爱绝句，小说写成一首首绝句。美则美矣，气象毕竟有限。单凭“轻舟已过万重山”，若没有“直挂云帆济沧海”；单凭“两个黄鹂鸣翠柳”，若没有“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哪里成就得了光焰万丈的李白杜甫。汪曾祺自报，“我的小说受了明代散文作家归有光颇深的影响”。另一处进而说：“我的某些作品和归有光是颇为相似的。”汪曾祺小说，成，在此；未能大成，亦在此。归有光不能比肩韩柳、比肩欧苏。汪曾祺的追求突破自我的话，怀抱兼济天下鸿志，那么文学史上的汪曾祺，有望出乃师之右。汪曾祺很强调他幼时是个“惯宝宝”，晚年何尝不还是个“惯”顽童。沈与汪，成长环境、人生阅历太不同，又气质迥异，如何能缘木求鱼于汪。话再说回来，归有光自有其特色，且不可或缺。一部文学史，全是李杜、韩柳欧苏，岂不单调、逊色了些。有个归有光，有个汪曾祺，值得庆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