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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江河
在扶贫一线每一天的采访,都是激情在指尖上跳跃,泪花在键盘上飞溅。那一次,蒋巍在同当地干部的闲聊中听说了大山里的“一个人的学校”,他立即决定:去看看!和第二天他和扶贫办的同志一起乘船渡过乌江,又翻过两座山,才到了这所“学校”,见到了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乡村女教师杜典娥。
这里交通不便,村民生活极为贫困,许多年里女孩子都不上学,更不敢外出打工,因为她们领工资不会签名,上街不认识街牌。于是杜典娥毅然放弃自己外出打工的准备,在自家办起一所只教小学前三年课程的“学校”。一是因为她觉得再高的年级自己教不好了,二是教到三年级,孩子们身体壮了,胆子大了,就可以渡江去对岸上正规的小学了。山里农民很穷,交不起学费,杜典娥便约定每个学生一年只交6斤米。孩子们喜滋滋来杜家上学了,最小的6岁,最大的1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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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家|书写“国家温度”, 古稀作家蒋巍调查扶贫不忘“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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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巍深入贵州山区“一个人的学校”对乡村教师杜典娥(穿紫红棉衣)做采访
就这样寒来暑往几十年,杜典娥青丝变白发,先后教了几千名三年级学生。迄今杜典娥还保留着那个已经发黑的6斤米账簿,其中有许多还没划钩的,是当年的学生还欠着的,有些则是学生的儿子或孙子帮着还上的。杜典娥说,她留着这个本子不是为了催账,而是为了纪念,因为这就是她的一生。蒋巍看到,如今杜家门上还挂着当年的上课铃——一个铁盘子早已锈成文物,现在用的是电铃了。
采访铜仁易地搬迁工程,脱贫消息传来扶贫干部们抱头痛哭
除了记录下扶贫攻坚战役中这些小人物的冷暖人生,蒋巍还将激情投入到易地搬迁工程中。在贵州,需要易地扶贫搬迁的移民就达188万,全国最多,且大大超过三峡移民数量。
这其中, 铜仁市是移民搬迁任务最重之地:作为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之一,全市所辖10个区县均为贫困区县,共计1565个贫困村,其中1个深度贫困县 (沿河县)、2个极贫乡镇、319个深度贫困村,2014年建档立卡贫困人口92.7万。且大多数贫困群众居住在深山区、石山区和高寒山区,居住分散,耕地匮乏,用水艰难,基础设施、文化教育极端落后。总之,活在那里就意味着困在那里,老死在那里。别无出路,实现脱贫只能靠一个字:搬!
在铜仁市,经逐村逐户摸排统计,到2020年底,全市总共需搬迁29.33万人,占全市人口近十分之一。其中需要跨区县搬迁的达12.55万人。一个地级市易地搬迁人口数量如此之大,全国独此一家。铜仁市在做好易地扶贫搬迁工作之余,也做好“后半篇文章”,在搬迁安置点配套建设了学校、医院、商超、工厂、市民活动中心、公共服务系统等。同时千方百计鼓励企业在安置点创办“扶贫微工厂”,让以前不得不远出打工的农民可以“增收兼顾家”,让搬迁群众“一步住上好房子,快步过上好日子”。
“采访中,我看到一些女孩子们抱着电线杆子焦急地等待脱贫验收的结果。一旦抽到合格了,整个县脱贫,消息传来的时候,所有扶贫干部抱头痛哭,他们高呼口号,‘我们来了!我们胜利了!’在我眼里,这些充满热血激情与担当精神的扶贫干部值得好好记录。”蒋巍说。
冷思考:要防止扶贫解困“同质化、一窝蜂”现象,建立扶贫长效机制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
如实记录下贵州、新疆、榆林等省市脱贫攻坚伟大壮举的同时,蒋巍也有着深入的观察和思考:首先要尽可能避免扶贫项目“同质化、一窝蜂”现象。“从北到南,我走过的很多地方,为扶贫解困,当地都在鼓励扶持发展产业,比如苹果、核桃、红枣、茶叶等等。我想,市场容量毕竟是有限的,多年以后,这些农副产品堆积如山、供大于求的危机将是非常现实的威胁与挑战。 农民的投劳和合作社的大笔资金投进去了,产品却难以推销甚至烂在地里,导致已经脱贫的农户又返贫,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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