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王禹偁诗文传十五《御戎十策》涵盖其重要政治主张文臣|政治|太宗|十五|诗文

一次关注对您来说小菜一碟，对我却是弥足珍贵，谢谢各位的关注。你不主动就永远没有故事，你主动了我就给你不一样的乐趣。端拱二年（989）正月，太宗因为契丹多次入侵北方边境，下诏文武百官各献备边御戎之策。王禹偁经过认真思虑，献上《御戎十策》，其中“外任其人”五策，是说备边的事；但“打铁还需自身硬”，在加强边防的同时也要大力提升国力，因此有“内修其德”五策。王禹偁只是个书生，没有到过边疆，不知军事，“外任其人”五策他自己也觉得是“臆说”，有些单薄无力。我们这里不讲。至于“内修其德”五策，则大有价值，里面涵盖了王禹偁几乎全部的政治主张，是他最重要的政论之一。他在其中指出的冗官、冗费的弊病在当时初露端倪，后来愈演愈烈，终于造成很大的社会矛盾，到了不得不改革的程度。下面来详细说一下这五项策略：“一曰并省官吏，惜经费也。”王禹偁回顾了一下：从尧舜，到夏商，再到周，再到秦，再到后世，官员数量越来越多，“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而其中很多官员其实是没必要设的。王禹偁拿自己任职过的苏州长洲县举例，钱氏纳土归宋之初，七年间不曾设县尉，一直是主簿兼领县尉之职，不曾漏办过一件事；后来增加了县尉，也没有多办一件事。由此可见，原本是一个人就能做的事，现在却多了一个领俸禄的人。而且据王禹偁观察，目前朝廷上就有不少只领俸禄不做事的“冗食”者。官员俸禄由朝廷支取，来源却是百姓的膏血，每增加一名官员，百姓就会增加一份负担。更可况，官员的素质良莠不齐，清廉者只需要俸禄供养，贪婪者不仅要俸禄，还要千方百计侵吞百姓财物，中饱私囊。遇上贪婪的官吏，百姓的负担又要加重数倍。因此，王禹偁建议精简官吏，只留必不可少的职位，裁去可有可无的；贤能的人留下，无能、贪婪者罢去。如果这样做了，就会省下一大笔钱（原是“冗官”的俸禄），用这些钱来备边，或者减轻民赋，不是很好吗？王禹偁大概是北宋最早提出“冗”现象的官员。太宗时，“三冗”——冗兵、冗员、冗费现象还不像后来那样严重，而王禹偁却敏感地看到了这些弊端，这和王禹偁出身贫寒，同时对国事用心很深有关系。“二曰艰难选举，抑儒臣而激武臣也。”这种见识又是王禹偁强过他人之处！众所周知，有宋一朝尤其是北宋“重文轻武”现象很明显，文臣活得很舒服，而武将则免不了被猜忌，权力被限制。很多文臣都是“重文轻武”现象的推动者，他们一方面是以唐末藩镇割据为戒维护中央集权，另一方面也暗含私心。王禹偁身为文人，却跳出了文、武的对立，从国家总体利益着眼，劝皇帝不要重文轻武。因为他清楚地认识到，仅靠文人，是无法抵御野蛮彪悍的契丹军队的。他说，自从太宗即位以来，“力崇儒术，亲主文闱”，取士的数量比起太祖一朝大大增多。而且待遇优厚，“上自文士，下及腐儒，大则十数年之间便居富贵，小则数月之内亟预官常。”在这里王禹偁把自己也算入其中。平日对文臣的赏赐也很多，这很容易激起将士们的不平之心。希望减少对文臣儒士的优待，分些恩泽给将士。“三曰信用大臣，参决机务。”王禹偁观察到，宰相与皇帝的交流仅限于每次上朝时，“限以常礼，隔以朝仪，情恐未通，言恐不尽。”他建议皇帝平日里应多召见宰臣，坐下来从容地谈论边疆大事，必定会有上朝时听不到的言论和主张。“四曰不贵虚名，戒无益也。”这是针对雍熙三年（986）大兵北伐而言。当年太宗为了收复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派遣二十万大军，分兵三路，大举北攻契丹。开始很顺利，但后来曹彬一路失利，导致三路大军全线撤退，北伐以失败告终。之后的几年，契丹军一直不断地骚扰北部边境。王禹偁没有明提此事，只是说前代圣人不好功名，而功名自生；又说后世君主“讨蛮夷则重困生灵，得土地则空标史策。”婉转地批评太宗因贪图扩张土地，不顾实力，致使国内百姓困顿。因此，他希望皇帝先做好守卫边境的计划，“不必轻用雄师，深入虏境，竭苍生之众力，矜青史之虚名。”等到以后国力强盛了，再图谋收复失地也不晚。“五曰禁止游惰，厚民力也。”王禹偁认为，天下财富出自土地，而农民是耕种土地使之产出财富的人。农民数量多，开垦的土地就多，产出的财富就足。然而现在“耕织者鲜，衣食者众。”王禹偁请皇帝派有关部门查一下，看看输税的人家有多少，另外官员有多少，军人有多少，僧道有多少（这三类人都不事耕织）。他对结果做出了悲观的预计，“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织之人，赡七分坐待衣食之辈”，以三成人养七成人，想求得国泰民安，怎么可能？官员、军人、僧道这三类“坐待衣食之辈”中，官员的情况在第一条建议中已经提到，军人在目前情况下不可减少，所以王禹偁希望皇帝“少度僧尼，少崇寺观，劝风俗，务田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