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学|湘学的经世致用传统传统|胡宏|义理|济民|经世|中年

湘学作为湖湘传统学术，在其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中，逐渐形成经世致用的传统，深刻影响了湖湘文化建构与湖南人才培养。尤其是近代以来，形成了“湖南人才半国中”“中兴将相，什九湖湘”的格局，造就了大批经世济民的人才，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与近代社会的转型。
经世致用是湘学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与价值取向。战国时追求美政理想、正道直行、以身殉国的屈原，西汉因遭小人排挤流寓湖湘的贾谊，唐代因参与永贞革新而被贬湖南的刘禹锡、柳宗元，他们虽生平际遇各不相同，却有着共同的经世情怀，即使身处困厄，也不忘国计民谟，始终将个人的进退出处、价值的实现与世道的更替、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成为湖湘经世传统的重要源头与文化基因。
南宋时期，湖湘学派的开创者胡安国、胡宏，不仅著书立说寄寓其经世情怀，还创办书院培养经世之才。胡安国曾上《时政论》，献定计、建都、设险、制国、恤民、立政、尚志、正心、养气等策略；《春秋传》则是其尊王攘夷，康济时艰的“经世大典”，寄寓了以经术复振儒学，重整纲纪，平治天下的理想，首开湖湘学派将义理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传统。其落职奉祠，则寓居衡岳，与胡宏创办碧泉书院，传伊洛之学，“明治乱之所由”，造就人才，开湖湘学派之端绪。胡宏所著《知言》被视为“诚道学之枢要，制治之蓍龟也”。他主张“圣人之道，得其体，必得其用”，认为“道不能无物而自道，物不能无道而自物”，提倡体用合一、即物求道的经世之学，奠定了湖湘学派经世致用的理论基础。
张栻曾随父抗金，“内赞密谋，外参庶务”，并在岳麓书院主教期间，确立了“传道而济斯民”的教育宗旨，鄙弃功名利禄、文辞章句之学，以周敦颐、二程理学为“正学”，将“明道”的价值理想与“求治”的政治追求结合起来，倡导致知力行，知行互发的“圣门实学”，吸引了大批士子求道问学，培养了胡大时、吴猎、彭龟年、游九言、游九功等大批关切社会现实、扶危济困、安邦济民、明体达用之才。黄宗羲说：“湖南一派，当时为最盛。”
在“传道济民”经世学风的影响下，湖湘学子多留意于“经济之学”。当南宋朝廷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之时，他们便积极投身于经世济民的政治活动与抗击外辱的军事活动之中。元军攻克长沙一役，岳麓书院师生与守城将士共存亡，大多壮烈牺牲，致使湖湘一派学脉几乎断绝，但他们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经世情怀，成为元明以来湖湘士人精神建构与湖湘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源泉。
元明两代，随着湖湘岳麓、南岳、玉潭等书院的修复，历代山长仍秉承着“传道济民”的教育宗旨，使得湘学经世致用传统也随着书院办学积淀与传承下来。如元代吴澄《重建岳麓书院记》曰：“且张子之记尝言当时郡侯所愿望矣，欲成就人才以传道济民也，而其要曰仁。”强调为学修身与传道济民理想的结合。王船山便是在湖湘经世致用学风熏陶中成长，成为上承宋代湖湘学统，下启清代湘学源流的关键人物。
王船山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气魄，全面总结与反思了中国传统思想与历史文化，将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相联系，反对空谈义理，“欲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提倡“道器一体”“理气一体”，强调“所以为力行求治之资”，主张知行相资，追求道统、治统、学统的合一，推崇圣王兼豪杰的人格理想，促进了清代湘学经世思想的高涨与实学思潮的兴起。从道光年间开始，邓显鹤、曾国藩等湖湘士大夫开始陆续刊刻《船山遗书》，修建船山祠，使船山学说成为承传湖湘学统，重振湖湘文化的重要资源，其经世思想对曾国藩、郭嵩焘、谭嗣同等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面临着被瓜分豆剖、亡国灭种的危险，在强烈的经世情怀与危机意识下，湖湘士子纷纷以自立自强、富国强兵为目标，探寻中国近代化之路，涌现了几个不同的士大夫知识群体。以魏源为代表的今文经世派提倡“通经学古而致诸用”，关注社会现实，主张以实事程实功，编著《海国图志》，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引导中国人睁眼看世界。其受贺长龄所托编撰的“经世巨著”《皇朝经世文编》，使得“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促进了湖南经世学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