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唐蕃古道上的金银器和丝织品( 五 ) 唐蕃古道|唐玄宗|禄东赞|吐蕃|丝织品

这些外来锦当中，有一种叫作赞丹尼奇（Zandaniji）锦，这是在古代的粟特地区生产的一种锦。粟特大概位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西南部，这个地方是当时丝绸制造的一个产地，这个地方生产的织锦是很有代表性的，此种织锦随着粟特人的东渐，而传入丝绸之路的可能性很大。因为当时的粟特人主要承担着丝绸的贩卖商、中间商这样的角色，一方面他们把西方的丝绸纹样输入到中原，在那里按照这些样式制作出来丝绸产品，很可能粟特人又带着这些西方样式的丝绸产品，通过丝绸之路，转卖给中国，同时也卖给中亚和西亚各国。这样一个丝绸产品生产链条的线索，其实在我们中国的古代文献记载里面是可以找到的一些痕迹的。比如《隋书》记载，有一个人叫作何稠，他有仿造波斯锦的本事，当时波斯向隋朝献金绵锦袍，隋朝皇帝特别喜欢，就命令何稠去仿制，何稠的仿品呈现给皇帝后，皇帝发现这个仿品比原品做的还要好，因此非常高兴。何稠这个人，其实是个胡人，后来他还通商入蜀，“主知金帛”——也就是进行丝绸贸易，他当时就住在成都郫县。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所记“陵阳公样”的蜀锦纹样题材，也可能与此类织锦有关。据载，这类纹样题材系初唐人窦师纶所创，“凡创瑞锦、宫绫，章彩奇丽，蜀人至今谓之‘陵阳公样’。高祖、太宗时，内库瑞锦对雉、斗羊、翔凤、游麟之状，创自师纶，至今传之”。这个纹样在唐代形成了一个新的风格流派，这个流派引入了大量的西方色彩，因此我们推断赞丹尼奇锦在唐代可能是流行的，何稠和窦师纶都制作过这个样式。通过这个外来锦的流行，我们也能够随之了解一些成都的丝织品生产历史。历史上的成都是重要的丝绸产地，成都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汉代。大家都知道一句唐诗中的名句“花重锦官城”，“锦官”就是政府专门设立的管理织锦生产的官员。成都还有条江叫作锦江，为什么叫锦江呢？就是当时的人织了锦以后，到江水里面去洗涤，结果导致江水色彩斑斓，所以得名锦江。
现在我们通过研究古代粟特都城阿弗拉西阿卜的宫廷壁画内容，结合唐代内库织造的“瑞锦”、流行蜀地的所谓“对雉”“斗羊”锦，推断唐代蜀郡很可能是设计与制造适合向西方销售的各类对兽纹锦的丝绸中心之一。有学者主张，我国新疆吐鲁番地区出土的这类具有西方意匠的“胡式”锦（即所谓“番锦”）其实大都是蜀锦，如此纹样的目的，就是为了专门向西方销售。而吐蕃发现的丝绸产品或有可能大部产自蜀地和黄河上游地区，少量源自西域。
小结
通过今天的讲座，我想从金银器和丝绸两个方面，为大家提供一个知识视野，这个视野可以称为“高原丝绸之路”。最近我经常说这个话题。历史上的吐蕃虽然地处高原，但是它不是一个孤岛，它和中亚以及南亚之间都有很多的通道，而大唐通过吐蕃确立了沿雅鲁藏布江到达南亚印度地区的交通路线。唐代有一位非常有名的使节王玄策，当年走的就是这条路，我们曾经在西藏西南部的吉隆河谷发现这位使节铭刻的《大唐天竺使出铭》。所以在“高原丝绸之路”的视野下面，吐蕃历史上的文化呈现出多元的面貌，而主要形成于青藏高原的“高原丝绸之路”，更是在古代的交通网络中连通了北方的“草原丝绸之路”“沙漠丝绸之路”和南方的“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意义极为深远。
从这样一个视野来观察出土的吐蕃金银器，来观察我们今天看到的吐蕃丝织品，前面讲到的各种各样的新奇式样和纹样，也就不难理解了。以往所说的“丝绸之路”这个概念里面，是没有纳入“高原丝绸之路”这条线路的，人们理解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一条单线走过玉门，西出阳关后分南北两线，向西延伸。而现在所认知的丝绸之路，已经是一个更为宏大的路网。近年来国家文物局在充分吸纳了这些年青藏高原的考古新发现之后，已经在官方公布的丝绸之路路线图中加入了高原丝绸之路的路线。
我认为，正是因为有了高原丝绸之路，它跟北部的丝绸之路和通向海洋的丝绸之路，有机地结合成了一个整体，成为伟大的中华民族与世界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上吐蕃王朝的兴起，吐蕃文化和周边文化之间的交流，以及形成的交通路线，也是高原各民族（包括藏族，因为吐蕃不是一个单一民族的概念）对中华文化的伟大贡献，是这些高原民族共同创造了“高原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