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重读经典002:郭沫若名篇之《甲申三百年祭》( 七 )


关于刘宗敏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据上引《明季北略》认为是牛金星的“故知”,他的加入是由牛金星的引荐,并以为山西人(见卷二十三《宋献策及众贼归自成》条下)。《甲申传信录》则谓“攻荆楚,得伪将刘宗敏”(见《疆场裹革李闯纠众》条下)。而《明史·李自成传》却以为:“刘宗敏者蓝田锻工也”,其归附在牛、李之前。
自成被围于巴西鱼腹山中时,二人曾共患难,竟至杀妻相从。
但《明史》恐怕是错误了的。《明季北略》卷五《李自成起》条下引:“一云:自成多力善射,少与衙卒李固,铁冶刘敏政结好,暴于乡里。后随众作贼,其兵尝云:我王原是个打铁的”。以刘宗敏为锻工,恐怕就是由于有这位“铁冶刘敏政”而致误(假如《明季北略》不是讹字)。因为姓既相同,名同一字,是很容易引起误会的。
刘宗敏是自成部下的第一员骁将,位阶既崇,兵权最重,由入京以后事迹看来,自成对于他的依赖是不亚于牛金星的。
文臣以牛金星为首,武臣以刘宗敏为首,他们可以说是自成的左右二膀。但终竞误了大事的,主要的也就是这两位巨头。
自成善骑射,既百发百中,他自己在十多年的实地经验中也获得了相当优秀的战术。《明史》称赞他“善攻”,当然不会是阿谀了。他的军法也很严。例如:“军令不得藏白金,过城邑不得室处,妻子外不得携他妇人,寝兴悉用单布幕绵。……
军止,即出校骑射。日站队,夜四鼓蓐食以听令”。甚至“马腾入田苗者斩之”(《明史·李自成传》)。真可以说是极端的纪律之师。别的书上也说:“军令有犯淫劫者立时枭碟,或割掌,或割势”(《甲申传信录》),严格的程度的确是很可观的。自成自己更很能够身体力行。他不好色,不饮酒,不贪财利,而且十分朴素。当他进入北京的时候,是“毡笠缥衣,乘乌驳马”(《李自成传》);在京殿上朝见百官的时候,“戴尖顶白毡帽,蓝布上马衣,蹑靴”(《明季北略》卷二十)。他亲自领兵去抵御吴三桂和满洲兵的时候,是“绒帽蓝布箭衣”(《甲申传信录》);而在他已经称帝,退出北京的时候,“仍穿箭衣,但多一黄盖”(《明季北略》)。
这虽然仅是四十天以内的事,而是天翻地覆的四十天。客观上的变化尽管是怎样剧烈,而他的服装却丝毫也没有变化。史称他“与其下共甘苦”,可见也并不是不实在的情形。最有趣的当他在崇祯九年还没有十分得势的时候,“西掠米脂,呼知县边大绶曰:‘此吾故乡也,勿虐我父老’。遗之金,令修文庙”(《李自成传》)。十六年占领了西安,他自己还是“每三日亲赴教场校射”(同上)。这作风也实在非同小可。他之所以能够得到民心,得到不少的人才归附,可见也决不是偶然的了。
在这样的人物和作风之下,势力自然是会日见增加,而实现到天下无敌的地步。在十四、十五两年间把河南、湖北几乎全部收入掌中之后,自成听从了顾君恩的划策,进窥关中,终于在十六年十月攻破潼关,使孙传庭阵亡了。转瞬之间,全陕披靡。十七年二月出兵山西,不到两个月便打到北京,没三夭工夫便把北京城打下了。这军事,真如有摧枯拉朽的急风暴雨的力量。
自然,假如从整个的运动历史来看,经历了十六七年才达到这最后的阶段,要说难也未尝不是难。但在达到这最后阶段的突变上,有类于河堤决裂,系由积年累月的浸渐而溃迸,要说容易也实在显得太容易了。在过短的时期之内获得了过大的成功,这却使自成以下如牛金星、刘宗敏之流,似乎都沉沦进了过分的陶醉里去了。进了北京以后,自成便进了皇宫。丞相牛金星所忙的是筹备登极大典,招揽门生,开科选举。将军刘宗敏所忙的是拶夹降官,搜括赃款,严刑杀人。纷纷然,昏昏然,大家都象以为天下就已经太平了的一样。
连近在肘腋的关外大敌,他们似乎全不在意。山海关仅仅派了几千兵去镇守,而几十万的士兵却屯积在京城里面享乐。尽管平时的军令是怎样严,在大家都陶醉了的时候,竟弄得刘将军“杀人无虚日,大抵兵丁掠抢民财者也”(《甲申传信录》)了。而且把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绑了来,追求三桂的爱姬陈圆圆,“不得,拷掠酷甚”(《明季北略》卷二十《吴三桂请兵始末》);虽然得到了陈圆圆,而终于把吴三桂逼反了的,却也就是这位刘将军。这关系实在是并非浅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