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重读经典002:郭沫若名篇之《甲申三百年祭》( 九 )


看来李岩也是在“拷打”人,但他所“拷打”的是为富不仁的人,而且不是以敛钱为目的。
他和军师宋献策的见解比较要接近些。《剿闯小史》有一段宋、李两人品评明政和佛教的话极有意思,足以考见他们两人的思想。同样的话亦为《明季北略》所收录,但文字多夺佚,远不及《剿闯小史》完整。今从《剿闯小史》摘录:“伪军师宋矮子同制将军李岩私步长安门外,见先帝枢前有二僧人在旁诵经,我明旧臣选伪职者皆锦衣跨马,呵道经过。
岩谓宋曰:‘何以纱帽反不如和尚’?宋日:‘彼等纱帽原是陋品,非和尚之品能超于若辈也’。岩曰:‘明朝选士,由乡试而会试,由会试而廷试,然后观政候选,可谓严格之至矣。何以国家有事,报效之人不能多见也’?宋曰:‘明朝国政,误在重制科,循资格。是以国破君亡,鲜见忠义。满朝公卿谁不享朝廷高爵厚禄?一旦君父有难,皆各思自保。其新进者盖日:我功名实非容易,二十年灯窗辛苦,才博得一纱帽上头。一事未成,焉有即死之理?此制科之不得人也。
其旧任老臣又日:我官居极品,亦非容易。二十年来仕途小心,方得到这地位,大臣非止一人,我即独死无益。此资格之不得人也。二者皆谓功名是自家挣来的,所以全无感戴朝廷之意,无怪其弃旧事新,而漫不相关也。可见如此用人,原不显朝廷待士之恩,乃欲责其报效,不亦愚哉!其间更有权势之家,循情而进者,养成骄慢,一味贪痴,不知孝弟,焉能忠烈?又有富豪之族,从夤缘而进者,既费白镪,思权子母,未习文章,焉知忠义?此迩来取士之大弊也。当事者若能矫其弊而反其政,则朝无幸位,而野无遗贤矣’。
岩曰:‘适见僧人敬礼旧主,足见其良心不泯,然则释教亦所当崇钦乎’?宋曰:‘释氏本夷狄之裔,异端之教,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不惟愚夫俗子惑于其术,乃至学土大夫亦皆尊其教而趋习之。偶有愤激,则甘披剃而避是非;忽值患难,则入空门而忘君父。丛林宝刹之区,悉为藏奸纳叛之薮。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以布衣而抗王侯,以异端而淆政教。惰慢之风,莫此为甚!若说诵经有益,则兵临城下之时,何不诵经退敌?若云礼忏有功,则君死社稷之日,何不礼忏延年?此释教之荒谬无稽,而徒费百姓之脂膏以奉之也。故当人其人而火其书,驱天下之游惰以惜天下之财费,则国用自足而野无游民矣’。岩大以为是,遂与宋成莫逆之交”。
当牛金星和宋企郊辈正在大考举人的时候,而宋献策、李岩两人却在反对制科。这些议论是不是稗官小说的作者所假托的,不得而知,但即使作为假托,而作者托之于献策与李岩,至少在两人的行事和主张上应该多少有些根据。宋献策这位策士虽然被正派的史家把他充分漫画化了,说他象猴子,又说他象鬼—“宋献策面如猿猴”,“宋献策面狭而长,身不满三尺,其形如鬼。右足跛,出入以杖自扶,军中呼为宋孩儿”,俱见《明季北略》。通天文,解图谶,写得颇有点神出鬼没,但其实这人是很有点道理的。
《甲申传信录》载有下列事项:“甲申四月初一日,伪军师宋献策奏。……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应停刑”。接着在初九日又载:“是时闯就宗敏署中议事,见伪署中三院,每夹百余人,有哀号者,有不能哀号者,惨不可状。因问宗敏,凡追银若干?宗敏以数对。闯日;天象示警,宋军师言当省刑狱。此辈夹久,宜酌量放之。敏诺。次日诸将系者不论输银多寡,尽释之”。据这事看来,宋献策明明是看不惯牛金星、刘宗敏诸人的行动,故而一方面私作讥评,一方面又借天象示警,以为进言的方便。他的作为阴阳家的姿态出现,恐怕也只是一种烟幕吧。
李自成本不是刚愎自用的人,他对于明室的待遇也非常宽大。在未入北京前,诸王归顺者多受封。在入北京后,帝与后也得到礼殡,太子和永、定二王也并未遭杀戮。当他入宫时,看见长平主被崇祯砍得半死,闷倒在地,还曾叹息说道:“上太忍,令扶还本宫调理”(《甲申传信录》)。他很能纳人善言,而且平常所采取的还是民主式的合议制。《明季北略》卷二十载:“内官降贼者自宫中出,皆云,李贼虽为首,然总有二十余人,俱抗衡不相下,凡事皆众共谋之”。这确是很重要的一项史料。据此我们可以知道,后来李自成的失败,自成自己实在不能负专责,而牛金星和刘宗敏倒要负差不多全部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