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申小龙：汉语3000年( 二 ) 张世禄|共同语|方言|雅言|汉语|老年

表面上看，汉语的历史发展过程，呈现出“统一”和“分化”两条平行线。实际上，“分化”始终从属于“统一”。
汉魏以后，内忧外患虽然使当时的社会通语“南染吴越，北杂夷虏”(颜之推《音辞篇》)，但隋的统一结束南北割裂局面后，经济文化的繁荣又对统一的文学语言提出了迫切需求。以传统的读书音为基础的《切韵》音系在政府的推行下深入人心，极大地稳固了共同语的地位。当南宋时期稳固的《切韵》体系逐渐脱离了实际语音，又有新的语音规范“中原雅音”——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官话应运而生。十二世纪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大都(北京)，北方话的势力越来越大，并随政治军事力量传播全国各地。宋元明清流行的大量文学作品，如话本、戏剧、小说等，都是北方话作品，有力扩大了共同语的传播。
近代资本主义起步后，共同语上升为主导方面，控制和销蚀着汉语方言的分化趋向。晚清以后的白话文运动、国语运动更加速了全国性的语言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汉语发展为高度统一的民族语言创造了条件。
3000年中国社会发展史
汉语史发展的历史分期，本质上是一个语言问题，还是社会问题？《汉语史讲义》对汉语各要素的演变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清晰展示了汉语史发展中内部因素和外部原因的关联，社会历史和语言逻辑的统一。
中国社会发展至上古时期，汉语基本词汇的格局已定型，包括自然现象、人体、亲属称谓、人称代词、生产和生活用品、数词和量词等。词汇的双音化发展已成趋势。《诗经》中有大量双声叠韵词。至先秦时期，汉语词汇中除了大量反映渔猎、农业、手工业的词汇外，还出现了反映商业和社会制度的词汇，如母系、禅让、井田、阶级统治等制度，以及反映祖先崇拜、天文历学、医学农学、诸子百家等方面的词汇。秦汉时期，词汇全面反映了当时的官吏制度、刑法酷政，以及秦统一后的各项重大改革。在汉代，教育事业、宗教思想、农耕水利的新发展都在词汇上有充分表现，手工业的许多重大发明，如纸张、瓷器、玻璃以及张衡的浑天仪，都反映在其中。
进入中古时期后，汉魏六朝政治腐败、社会动荡，战乱和灾祸持续数百年。一方面，大批北方人避难流徙南方，北方语音在与南方语音混杂的过程中流失了一些特征；另一方面，北方地区受“夷族”侵略，少数民族语言也影响了北方语音。在声母方面，复辅音等辅音消失了，一系列新的声母产生，唇音也开始分化；在韵母方面，一系列韵尾消失了，主元音高化，形成阴声韵与入声韵相配的整齐格局；在声调方面，确立了平上去入四声；在音节结构方面，出现简洁化、混同化趋势。这些变化固然肇因于语音发展的内部规律，但它们发生的时机也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词汇方面，一大特色是外来词的大量输入，包括佛经翻译中的外来词和与外族交往中的外来词；另一大特色是大批口语词汇出现在新书面语中，至唐代的敦煌变文中更甚。
《汉语史讲义》将13世纪到作者生活的20世纪50年代统一划为近代期。这一时期初期，辽金元入侵，北方共同语区域长期战乱，大量人口南迁，语言发生又一次混合。此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稳定，近代汉语在以北京为中心的北方话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逐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共同语，原来以汴梁一带官话为标准的中原雅音，逐步被北方官话取代。近代时期汉语词汇最重要的现象是北方话词汇的发展，它与北京官话的流行和政治中心的势力有密切的联系。明清白话文小说《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红楼梦》等用北方话撰写，也有力推动了北方话词汇的发展和广泛传播。此外，鸦片战争以后的外来词，尤其是英语和日语词汇，大量被汉语吸收。在语法方面，五四以后句法结构复杂化，新兴用法包括新的插说法使汉语的结构趋向精密，丰富和提高了汉语的表现力。
正如张世禄先生所说，世界上现有语言的历史，很少有超过一千年的。汉语历史之悠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语言望尘莫及。纵观汉语三千年历史，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汉语虽然历经大规模封建割据、大规模夷族入侵、大规模人口迁徙，以至方音纷歧，但依靠统一的国家体制和意志，依靠表意汉字形成的稳定的向心力量，统一和融合始终是语言发展的主流，方言也成为汉语文化多样性的沃土。在数千年的演变历程中，汉语语音趋向简化，语法趋向精密复杂，词汇则依靠双音化的节律和字与字的意合，不断创造出丰富的本土词汇和外来意译词汇，形成万花筒般生生不息的人类语汇景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