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龙|申小龙:汉语3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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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史讲义》张世禄 著 申小龙 整理东方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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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禄讲义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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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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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文
作者:申小龙,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
编者按
一部手稿遗珍的整理,展示的可能是跨越千年的文化命题。一部学术专著的付梓,夯筑的可能是一个领域内的理论基石。出版行业,一直在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为文化强国奠基。今日,光明悦读推出汉文化专版,借近来出版的书籍,讲述汉语的博大,汉画的精深,以及汉律所具有的制度文明与理性行政基因。
近年来,笔者在系统整理中国现代语言学先驱张世禄先生全集。在广泛征集其遗稿的过程中,意外从张先生教过的学生手中,发现了他上世纪50-60年代汉语史教材4种油印稿,计100多万字。笔者从中整理出70万字的汉语史讲义。近日,这一成果——张世禄《汉语史讲义》(上下册)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这是继王力先生《汉语史稿》出版后,我国语言史研究的标志性创获。作为张世禄先生指导的最后一名博士生,我为《汉语史讲义》拂去历史尘灰,以崭新的面貌问世而激动不已。
张世禄《汉语史讲义》的一个基本特色是现代性,在理论上更倾向于把语言作为一个关系系统来观察和分析。它呈现给读者的,不是一个一个汉语要素的演变史,而是汉语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整个关系网络。尤其可贵的是,张世禄把语言史看作社会史的一部分,为读者立体展示了中国三千年宏大历史背景中奔涌不息的语言长河。
3000年分合大势
商代以前,我国黄河流域一带的语言状况十分复杂。“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礼记·王制》)。据传黄帝时中原有万国,夏时三千,周初分封的诸侯也有八百。每一“国”(实为部落)都有自己的语言。殷商时期,我国各地既有流动性很大的游牧群体,又有比较固定的农耕生产群体。殷王朝多次迁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很不稳定,活动范围广泛。但殷氏族的语言却非常强势,周灭殷后,在与周氏族语言的融合中脱颖而出,成为后世共同语言的基础。
周以后,由于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态逐渐形成,汉语的历史发展大势是统一。至先秦时期,汉民族逐渐形成,形成了汉语最早的共同语形式——“雅言”,且通用范围已经相当大。无论是甲骨文、金文,还是《诗经》、诸子百家遗留下来典籍,都可以证明,那时的语言,呈现出了一致性。如《论语·述而》里记载:“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在汉代,共同语的流通范围已经很广,因而被称为“凡语”“通语”“凡通语”。它们和雅言一样,都是在北方方言(长安话或洛阳话)基础上形成的。
值得一提的是,三千年来,汉语共同语的发展随社会的演进而波澜壮阔,从未中断。在这一过程中,汉字摆脱了各地的发音,以形表意,系联起九州方圆的语义世界,将其整合为中华民族统一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又由于国家幅员辽阔,长期处于着割据状态,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汉语方言的分化日益加深,形成了语言世界的离心力量。因此便产生了这种现象——随着共同语的形成,汉语方言的融合趋势加速。但在融合竞争中胜出的方言却更为强势,方言之间的差异在扩大。
战国以后,“越人安越,楚人安楚”(《荀子·荣辱篇》)。王畿一带的北方话,即雅言共同语,和楚方言、越方言鼎足而居。汉代政治经济统一的力量进一步加强,秦晋方言逐渐融合,但方言分歧依然严重。这一点我们从扬雄《方言》一书就可知一斑。汉以后,新的方言在融合和动荡中相继出现。南粤地区的百粤之族被中央政权征服,自秦始皇以来谪戍几十万人于此,粤地原属僮语一支的语言被汉语所同化,形成汉语新的方言区域——粤方言。五胡乱华社会动荡,“戍膻污染,靡有宁居”,黄河流域大批中原百姓避乱迁闽,客居南粤。而闽地自周秦以后就不断有征蛮、谪迁、避乱的移居者,移民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至唐末农民起义而愈甚。由此中国南方逐渐形成了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十二世纪随着契丹、女真和蒙古等异族侵入,巨大的社会动乱进一步加剧了方言之间的分合,逐渐形成了较为稳固的方言群雄,由此奠定了汉语方言的基本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