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13年的一天,在晋国国都绛城的广场上,一队士兵运来了一座480斤重的铸满了文字的大铁鼎。鼎是官方铸的,主持人赵鞅和荀寅都是晋国执政六卿中的骨干人物;鼎的内容也是官方文件,是晋国前任正卿范宣子于公元前550年制定的刑书。不料,这件事却在“国际”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孔子听说后就捶胸顿足地大呼:“晋其亡乎!失其度矣!”
孔子为什么会这样惊诧呢?拿他的话来说就是:“贵贱不愆,所谓度也……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为什么老百姓看到法律条文就不再尊敬那些贵族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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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国大臣叔向早已对此做了解释。当时,郑国执政子产也铸了一座大鼎,将国家法律条文铸在上边,并把鼎放在城中繁华之处向世人公布。叔向看到后惊诧莫名,给子产写了一封信,信上说:“若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激幸以成之,弗可为矣。”老百姓通法律了,就会引用法律去对抗贵族老爷们了!
春秋时期,奴隶主贵族可以随意对平民用刑,权力可以说是大到了极点。即使有人制定了一些法律,也会被藏于秘府,为贵族所垄断,不让百姓知道。只有保持这种神秘性和恐怖性,才便于贵族随意处置百姓。然而,刑鼎一铸,这种垄断便被打破了,老百姓可以引用法律来保护自己的权益,贵族阶级的权力自然就被削弱了。
事实上,正如孔子和叔向所怀疑的那样,刑鼎的问世并不是某位卿大夫无意间的一时冲动,而是在奴隶社会日益衰落,新兴封建地主阶级不断攫取政权的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刑鼎之中确实蕴含着削弱奴隶主贵族权力的意图。拿晋国来说,刑鼎的出现就有几个大的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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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是代表旧势力的晋君的式微。从晋平公开始,晋国君权就开始逐步滑落,大权逐渐转移到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各家卿大夫手中,其中最有实力的就是韩、赵、魏、范、中行及智氏等六卿。范宣子是范氏族长,赵鞅是赵氏族长,荀寅是中行氏族长,都是六卿中的代表人物。范宣子制定刑书,赵鞅和荀寅再把它铸到鼎上,首先针对的就是晋君。有了成文的法律,卿大夫们就可以与晋君抗衡。
其次是晋国六卿之间的竞争与平衡。六卿之间的关系是错综复杂的,既有合作的一面,也有竞争的一面,在晋国政坛上轮流坐庄,相互制衡。在还没有哪家具备压倒性的优势,可以一举打破平衡、消灭其他对手的情况下,为了维护相对稳定的局面,获得和平发展的空间,六卿之间需要通过协商建立一套共同承认的、能够用来调解彼此矛盾的游戏规则,而这正是刑鼎可以起到的作用。
【 贵族|晋国向百姓公布法律文书,孔子得知后捶胸顿足,大呼晋国要亡】最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六卿之下的士人、国人等群体的政治地位和作用也在不断提升,六卿铸刑鼎的举动,也是在向这些群体让渡一部分权力,以达到笼络人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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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孔子所料,随着晋君权力不断向卿大夫转移,在刑鼎铸就的79年之后,即公元前434年,六卿中剩下的韩、赵、魏三家几乎瓜分了晋国的全部土地,晋君从此开始名存实亡,并于58年后彻底从历史中消失。不仅晋国如此,以三家分晋为标志,中国也由春秋迈进了战国,由奴隶社会走向了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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