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元帝在历史上给人留下儒君皇帝的形象,主要由于他与父亲汉宣帝的一段对话:
历史记载,宣帝晚年,尚为太子的刘奭抓住一次陪侍父亲的机会,假作随意地说:“皇上用刑太重,应该多用儒生才是。”
宣帝听到这话,脸色一变,怒形于色道:“你懂什么?我们汉家的制度,本来是杂用王霸之道,以符合时势。而不是纯粹学习周朝,专行德政。而且庸俗的儒生不通时务,喜欢是古非今,使人迷乱于繁杂的义理概念之中,不知道坚守什么!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委于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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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帝认为,刘奭软弱犹豫的性格,以及对儒术的过度嗜好,都不是胜任皇帝之位的良好品质。他曾一度叹息:“乱我家者,太子也!”但因为不忍辜负故剑情深的许皇后,最终没有做出换储的决定。
汉元帝(刘奭)继位登基,实现了自己“多用儒生”的愿望,前后统治了16年。但汉朝没有因此变得强盛,反而走向了衰落。人们不禁疑问,果真所谓的“杂霸王道而用”,才是治国良策吗?推行“纯粹”的儒教政策,果真是汉朝走向衰落的罪魁祸首吗?
其实不然。深入分析,发现汉元帝的儒化政策,所用非人,走了岔路,兼之国家积弊已久,暮气沉重,多重因素组合,才使得西汉王朝走上了下坡路。
汉元帝乍始登基,就受人左右,迫害死一批最有才干的儒臣。
上图_ 刘奭(前74年—前33年),即汉元帝
宣帝给他指定三名辅政大臣,分别是萧望之、周堪和史高。前两者是硕学望儒,后者是血缘外戚。其中萧望之最有才能,深受宣帝赏识。原来在宣帝末年,萧望之就有可能出任丞相。但他心气颇高,轻视老丞相丙吉。宣帝一气之下,将他贬去给太子教书。他的另一层用意,是让萧望之培养与太子的感情,日后辅佐新皇。
元帝继位,萧望之果然成为首辅大臣。以他为中心,再加上周堪、金敞、刘向、张猛等,组成一个紧密的儒臣政治联盟,锐意进行改革。然而其中措施,冲击到宫廷内两个宦官弘恭和石显的利益,引起强烈不满。他们拉拢外戚史高,共同排斥儒臣。
史高是宣帝在民间时的亲戚,本来就没有什么学识文化。宣帝为了酬恩,确保史、许两家外戚的利益,才特别指定他辅佐元帝。萧望之连丙吉这样的老官僚都轻视,更加看不起土气的史高。平时议政,将他当成泥雕木塑式的,没给插嘴的机会。史高不满已久,与弘恭、石显一拍即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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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儒臣联盟与外戚、宦官联盟,展开了一场激烈而残酷的斗争。汉元帝这位倾心儒学的皇帝,终究抵挡不住与史高的亲情,以及左右宦官的日夜谮毁,倒向了理性相反的一方。几个回合下来,儒臣联盟一败涂地。萧望之、张猛被逼自杀,周堪惊忧而死,刘向被废黜禁锢。
父亲给他指定的三名辅政大臣,汉元帝一下就搞死两个。剩下一个史高既没文化,也没能力,形同摆设。他的后半生,就由弘恭和石显两个宦官摆弄了。
其实,无论儒家政治,抑或法家政治;王道政治,抑或霸道政治,本质上都属于人治模式。如果政治改革没有拥有才干的人来设计执行,最后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导致失败。很明显,汉元帝失去最优秀的一批儒学人才。之后他虽然尚儒、崇儒,但质量乃至本质已不可同日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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胜利者们深谙元帝的心理。他不是好儒吗?那么他们就找听话的儒生,推荐给他。年近八十的贡禹,官海浮沉,庸碌一生。在接受石显的保荐后,终于飞黄腾达,跃升相位。然而他受恩于宦官,不得不对他们唯唯诺诺,马首是瞻。受史高举荐的匡衡,亦是如此。
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儒生们有了进阶官场的稳定通道。自此催生了一大批庸俗、势利的官迷,他们眼中只有功名权位,没有理想情怀。与贡禹、匡衡具有相同经历,被宦官和外戚拔擢提升、深受元帝重用的儒臣,还有韦玄成、薛广德等。他们身居高位,却一心只为稻粱谋,抱着持禄保位的心理,得过且过。类似萧望之式触动既得利益者的改革,他们想都不会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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