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大唐为何崇尚剑？再也听不到|理解|胡适|沈成文|张兆和|

唐朝是大开大合，兼容并包，政治融合的时代，“剑非万人敌，文窃四海声”剑作为一种文化意象，以独立的姿态横亘在这个时期，古往今来的盛世繁华，离不开酒酣胸胆，少不得月光繁锦，缺不得才子狂狷，但是何以大唐一柄清傲铁剑，孤凛修俊，在唐朝舞台啸出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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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于轩辕，兴于大唐，我国早在《黄帝本纪》中有关于剑的记载，“帝采首山之铜铸剑，以天文古字铭之。”铜剑铭文，符合我们对于剑的想象，但是考虑到上古时期的冶炼技术等，只可判断当时出现的是剑的概念，为广泛意义上的武器。《礼记》中记载，商朝已经产生了剑，但是剑身长为十余厘米。形制上与匕首的作用相似。商朝中后期产生的剑，矛头与匕首相结合衍生出直脊双刃的剑，直到春秋战国时期剑的产生均是作为冷兵器发挥攻击防御作用的产物。自秦至汉，关于剑器的选择与佩戴装饰也逐渐衍生成一套标准，反映当时的身份等级制度与权利体系。按照人的形貌大小，剑从最初的短小精悍，逐渐演变为长剑在身，在著名的荆轲刺秦的记载中，荆轲将鱼肠剑淬毒藏于图卷中，行刺中以短剑掷秦王，陷于铜柱，由此可见当时剑的形式与我们现在理解中的长剑并非一致。但是剑的规格是逐渐发展的过程。《史记》记载，秦代的剑已经长达90厘米，比如秦始皇的佩剑达7尺，约1.46米，也正是因为佩剑的长度导致秦王在遇到刺杀时，一下难以抽出剑身。由此剑作为具备防身军用的武器不断进行演变，逐渐适应实用及装饰两个方面的要求。剑作为兵器，在作战过程中具有“劈、砍、刺、压、格、洗”等一系列剑术招式。大唐疆域辽阔，民族融合，加上对外疆土扩张，抵御外敌的政策与兼容并包的民族气魄吸引了一大批壮志豪情的文人武士，行走于山川或征战于疆场，近身携带剑作为防御的武器，已成为拒敌于外，护卫自身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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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尚剑离不开皇室对于道家的推崇与宣传。司马迁将“论剑”提高到“与道同符”的标准，提出不具备“信廉仁勇”等品质的人，不足以谈论剑道与兵法，这个道理与谈论道法是一样的，谈论剑道对内可以治身，对外可以应对外界的忧患，君子的道德修养与之相通。在道家风气盛行的时期，传经颂道以及变法施咒的道家子弟手中持有一柄清冷长剑，对内修身，对外匡扶正义，斩妖除魔。此外剑气所指是“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高尚品格，经过道家的传承与发展，结合皇室的推动，剑所表征的正义与卓绝迅速融合到个人的剑身与修养的那个中去。“人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崇尚无为而治，借着修行以参禅悟道，大家渴望修炼成仙，超凡脱俗。道家的文化里包含着入世大展鸿图，仗剑天涯的人格理想，又兼具出淤泥而不染，两袖清风，不理尘世的洒脱不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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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袖衣衫，长剑在身，道者玄妙形象在盛唐时期广受推崇，成为文人武者竞相追寻的。“入我相思门，知我相思苦”，唐代“诗仙”李白一生好酒，长身翩跹，剑术精湛。“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拔剑舞龙泉” ，“我家青干剑，操割有余闻”，一声“青莲居士”“谪仙人”其中寄托的也是道家出世，不与俗尘的清雅与傲然。古往今来的帝王君主莫不追寻长寿与成仙，大唐盛世下，眼观四海升平，狼烟暂平，君王更是将从事修仙之道的术士推崇到极高的地位，“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道家以剑为法器，一荣俱荣，作为本土宗教，盛唐时期尚剑习俗更为浓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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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疆域的开辟，至唐朝时期，剑从最初的兵器形态在战争中的作战价值降低，伴之而起的是其礼仪及艺术意义的提升。唐朝文化的多元性催生出文艺的大繁荣。唐玄宗时期兴建“梨园”，创办“教坊”，从西胡歌舞到越南音乐，梨园弟子八千，音乐舞蹈发展盛极一时，其中剑舞艺术更是技艺纯青，广受追捧。“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作为观赏的艺人剑舞，在矫若游龙，腾蛟起凤，气势恢宏的招式中来回变换，自由穿梭，以其浑然天成，飘逸霸气引得众人争相称赞，拍手称好。相传张旭在观看完剑舞之后，反省参悟，切磋琢磨，创出起承转合酣畅淋漓的张旭狂草。也正是剑舞艺术将剑的护卫效果由男性武将转向女性剑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