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李宝平：“黑石”沉船所见唐代国际贸易与艺文交流( 二 ) 李宝平|唐代|国际贸易|沉船|黑石

再次，李老师介绍了“黑石”号极为重要的三件完整唐青花瓷盘。“黑石”号的唐青花是巩义窑产品，在窑址、扬州港和中东都有少量类似发现。此类唐青花的蓝色花纹到底是绘制在釉层之上还是之下，目前有不同看法，李老师倾向可能是绘于釉上。其工序可能是生坯上施釉后，在釉上用钴蓝彩绘，入窑一次高温烧成，蓝色彩绘和釉融熔在一起，可称为釉中彩。就青花瓷技术本身而言，这是可能的，和当时中国总体的陶瓷工艺状况也相符。与元朝先绘彩再施釉、成熟典型的釉下彩青花瓷相比，画在釉上的蓝彩，在烧成温度偏高时，彩绘容易散漫，不甚清晰，现今所见唐青花确实不少有此感觉，可能是创烧阶段的非典型青花。他强调此种推测当然必须通过科技检测证实或证反。
“黑石”号的三件唐青花以及白地绿彩器物，多见四角外带花叶的菱形装饰主题。类似花纹在国内陶瓷等器物上较为少见，中东陶器等装饰则有发现，有可能是为中东市场生产的。但这种纹饰在黑石号不同器物之间细节差异大，有一定的随意性，远非规范统一，“黑石”号的5万多件长沙窑瓷碗上也未见类似的花纹，说明“黑石”号货物的菱形花叶纹装饰，不是严格意义的定制。“黑石”号也发现了巩县窑白瓷，陆羽《茶经》（约780年）中最重要的两类瓷器越窑青瓷和邢窑白瓷，以及广东梅县水车窑青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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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四，李老师介绍了特殊且产地争议较大的白地绿彩或单色绿釉瓷器，包括两件外底烧造前刻“进奉”或“盈”（百宝大盈库）字款者。认为其与唐宫廷存在某种关联，或许是唐王朝对胡商进贡的回赐。李老师特别介绍了之前对“黑石”号8片白地绿彩器及巩县、邢窑和耀州窑相关瓷片胎体化学成分比较和探源的结果。他认为所测试的8片样品，结合田野资料看，几乎可以肯定是巩县窑生产的。但李老师在当时的文章中特别强调，只有有条件对“黑石”号近200件白地绿彩及这三个窑址迄今所发现的瓷片，进行完整系统的梳理，先基于外观观察，根据胎体、装饰、代表作坊等不同，进行考古分组，从每组选择更多数量的瓷片进行科技测试比较，方可算相对完整理想的全面系统研究。对每个窑场内部，以及全国范围其他相关窑场的密集考古调查和发掘，以及基于此的全面系统取样，仍然是科技考古有效开展的基石。只有立足传统田野考古，有机结合化学比较探源，才能对“黑石”号沉船及其他国内外遗址发现白地绿彩器的具体产地，得出全面的认识（李宝平、Nigel Wood、陈玉秀，Chemical fingerprinting: tracing the origins of the green-splashed white ware，华盛顿赛克勒博物馆、新加坡文物局、新加坡旅游局出版，Regina Krahl 等编，Shipwrecked 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 2010）。李老师还提及了秦大树教授最近在上海博物馆学术会议的报告“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的滥觞—从唐三彩到白釉绿彩”：从伊朗尼沙布尔遗址及最近越南巴地市的沉船等发现看，巩义窑确实是生产和出口白地绿彩瓷的重要窑场。
结合近年田野考古新发现和历史文献研究等，“黑石”号白地绿彩和单色绿釉瓷产地，李老师认为可能有巩县、邢窑，及新报道的山西泽州潞州窑场，仍有待辨明敲定。此外，“黑石”号也体现出了国际性：发现了源自东南亚的磨盘磨棒、坚果、称杆和权等，说明当时船上可能有东南亚水手。
其五，重点讨论“黑石”号所出陶瓷储物罐。李老师认为这类陶瓷器虽然粗糙，但是对于研究中国外销货物的生产、销售和传播的网络十分重要，但是在国内关注还不多，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国外如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都发现了与之相似的陶瓷罐。“黑石”号出水的“广东”陶瓷罐类，经打捞方粗略统计，将大中小型陶瓷罐分为四大类。李老师对这些储物罐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并从多种角度加以检视，例如探讨了船上的这些陶瓷罐是否只是其他船货的外包装，还是本身也是外销商品？并从陶瓷罐等所见装船方式，探索了 “黑石”号直航贸易与中转贸易的可能性。船上少量的中东制品，如孔雀蓝釉双耳壶，中东海运容器“鱼雷罐”等，与中东海商在中国瓷器早期传播中的重要角色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