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苏孝林的出路，不同寻常的创意与陈维亚的舞蹈( 四 ) 舞蹈|出路|创意|歌舞剧院|舞剧|陈维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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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孝林也配备了最强的阵容，都是兰州歌舞剧院的中坚力量——刘颖正、卢家驹、万长征、杜筱梅、任燕燕、张宏光、张小平、朱嘉禾、李建国、霍永亨、高继明以及田青、卢惠文、陈易忠、孙小玲、李微义、位波、方建华、钱文、金钟、程红、李志亮、王维祥、杨金军、凌玉明、刘和平等。
以一个市级院团，面向全国聘请顶尖艺术家，组成创作团队，这一举措在业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实际上，面对当时文艺院团如何面向市场生存下去的问题，兰州歌舞剧院勇敢面对严峻挑战，通过借智、借力、借景，高度自觉地将艺术创作融入市场经济，精品意识和商业化运作，激发出了长远发展的艺术活力。
借景者智、借力者强，也是我一直提倡的一种工作思路。
我非常赞同严森林同志在《感觉》一文中所说：“事实上这种打破画地为牢的樊篱，凝聚北京、广东的艺术英才与自己的队伍交叉组合，用全能创新的舞剧艺术真情毕现地表达全人类的情感和精神家园，这已经步入了一个崇高的境界。这种艺术上的生命活力和高度的组织水平已经为观念封固的院团和圈内人带来很大的冲击。”
1998年10月，剧本开始创作，陈维亚带领创作人员先后五次前往敦煌实地考察采风。
为了保障创作组的采风顺利圆满进行，我安排市政府分管文教的副秘书长王有伟和文教处主任科员黄晓玲陪同前往敦煌，搞好协调服务工作。
兰州到敦煌近1100公里，一路向西，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哪一个都是让人梦回千年的地方；戈壁、沙漠、长城、嘉峪关、莫高窟，无一不是中华民族先民们最艰辛的生活体现。
有一次，创作团队从兰州坐火车去敦煌。那时候敦煌还没有通火车，他们要到柳园车站下车，之后乘坐汽车走120公里路才能到敦煌。一路上很不顺利，火车在中途出现故障，到柳园站时晚点了好几个小时，坐上汽车后，车子又抛锚了，只能坐拖拉机，一直折腾到半夜才到达敦煌，大家的情绪有些低落。
陈维亚笑着说：“好事多磨！我们睡觉时，想做个好梦也不是轻而易举的，何况我们现在做的是敦煌的一个大梦！只有历尽千辛万苦，才能取得成功。”一席话，说得大家都忘记了疲劳。
在敦煌看到的一切，让主创团队的每一个人激动、震撼！这次他们是真正地朝圣敦煌，敦煌研究院给了创作组很高的待遇，平常不开的洞窟都打开让他们看。在王圆箓发现的藏经洞门口，他们停留了很长时间，低声交谈着、沉思着。
呈现在眼前的每个景点、每个洞窟、每尊塑像、每幅壁画、每个人物、每个故事，主创团队都虔诚地去用心感悟。因为当你进入洞窟时，每尊佛与菩萨都在看着你，审视着你，让你不得不敬畏它们、喜欢它们。你必须贴近它们、熟悉它们、理解它们，切身感受千年文明与艺术的洗礼，让它们的思想在你的舞蹈语言中苏醒、复活，与现代人一起共享平安生存、健康生活的真实意义。
面对壁画和塑像，大家有一种似曾相识的心动感觉。静静地凝视着，回应着敦煌艺术带给现代人的思考。每个人都在心中默默地祈祷、许愿，要让《大梦敦煌》重新找到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根。
在这些壁画和塑像中，主创团队看到了西部人对敦煌的感情，对大漠戈壁的感情。西部人热爱这块土地，用信仰讲出了许多佛教因缘故事，这是其他任何地方的人不能比的。他们在不由得感叹古人的虔诚，更被古人对信仰的坚持和执着感动着。他们受到了心灵的净化也有了创作的灵感。
最后一次从敦煌回来，《大梦敦煌》的整个剧情柜架基本上形成了。
有一次，我和陈维亚交谈。我说：“你们在兰州创排这部舞剧，有什么困难，需要我们做什么就只管说。艺术上的很多事我们不懂，你们千万不要客气！”
陈维亚说：”我们一定会把事情做好，尽量不给市上领导添麻烦。在兰州，我最大的体会就是没有干扰，给了我们很特别的、在有些地方是不可能做的、宽松的条件，让艺术家们能够放松地去创作，专心致志地投入创作。就像进入了莫高洞窟，让你能慢下来，静下来，重新找回我们的灵魂，这对搞艺术创作太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