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耶路撒冷的绝响
接下来的一个世纪，好在铁路干线仍然穿城而过，才没有让维尔纳被掩在历史的荒草和藤蔓之下。维尔纽斯是离开或前往俄罗斯的第一站或最后一站，留下了包括陀思妥耶夫在内多位斯基或浓烈或寡淡的只言片语，也见证了后天主教欧洲和后东正教俄罗斯在上个世纪的沧海桑田。
如果这个故事终结于此，我们完美错过了这座城市中真正的居民。这座城市的异端血统并非来自偶像崇拜，恰恰是因为它欧洲边缘的地理位置。只有一种自由，那就是普世宗教的夹缝。在俄罗斯总督官邸里，天主教、东正教、路德派、加尔文宗和东仪天主教的主教们共聚一堂，谈笑风生。然而他们都不可能能跟犹太人一样需要这种自由。在沙皇统治的一个多世纪中，当地数量庞大的犹太人总是轻松逃过官吏的人口普查。
据传，拿破仑是第一个将维尔纳称为耶路撒冷的人。这里犹太社区的规模和虔诚都提醒这位到过耶路撒冷的皇帝。事实上，本地的犹太人社区至少可以追溯到十四世纪，最终发展成为十九世纪意第语犹太文化复兴的策源地。犹太人在维尔纳印刷了足本的《塔木德》。犹太人自然是这座城市商业生活中最重要的一支力量，除非在安息日。途经此处的英国历史学家威廉·考克斯观察到：
如果你需要翻译，他们会给你带来一个犹太人；然后你来到一家旅馆，房东是犹太人；如果你想要驿马，一个犹太人会搞到一匹，然后由另一个犹太人驾马；如果你想买东西，犹太人是你的代理人。这是欧洲唯一一个犹太人耕种土地的国家。在经过立陶宛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从事播种、收割、刈草和其他畜牧工作。
到1939年这座城市改回维尔纽斯时，犹太人已经超过了当地居民的三分之一。次年，数千名中欧犹太人流亡到此，灾难也紧随而来。1980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law Milosz）回忆，当时的维尔纽斯如同一座焦躁的巴别塔，流亡者和本地犹太人一起，在地球仪和地图集上设计最复杂的逃亡路线。“日本的辛德勒”、时任日本驻立陶宛领事的杉原千畝在尚未得到东京授权的情况下，为上千名犹太人开具了日本的过境签证。苏联人不情愿地接受了日方文件，要求所有离开者不得返回立陶宛，还迫使包括儿童在内的每位难民用硬通货购买苏联旅行社的莫斯科数日游和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头等火车票。许多没钱旅游的当地人只能留在本地，等待浩劫降临。而旅行者也惴惴不安，生怕在西伯利亚大铁路的任何一站被滞留在这片天然的流放地。
所幸，苏联旅行社并没有附赠西伯利亚的旅游方案，这些犹太人下车后乘船前往神户。1941年8月到9月，大约一千五百名没有其他国家签证的过境犹太难民成了无家可归的弃儿，被日本警察打包送往上海。但和他们的同胞相比，他们已经是最后的幸运儿。德军在残杀了立陶宛及周边数十万犹太人后，在维尔纽斯为约三万名幸存者建立了一个隔离区。战前，大约有六万名犹太人居住在维尔纽斯。到1943年年底，柏林政府宣布，德占立陶宛已没有犹太人。
日据时期的上海已经是一座难民城，挤满了数十万流离失所的难民。在当时上海的数百万居民之中，这个犹太人团体显然微不足道，但他们还是在当地留下了自己的色彩。该书作者寻访徐家汇藏书楼，发现立陶宛和维尔纽斯这个鲜为人知的名字在当时的外文出版物中反复出现。日本将所有无国籍的犹太难民安置在虹口区，提篮桥监狱附近都变成了隔离区。不过和德军的贫民窟不同，上海的隔离区并不是完全封锁的，欧洲难民和本地人生活在一起。“在美军轰炸虹口期间，中国和犹太人的救援人员不知疲倦地共同努力救死扶伤。”战后在中国幸存下来的犹太难民超过一千人，在获悉了故土惨绝人寰的种族灭绝之后，上海的意第绪语报纸《意第绪之声》写道：“波兰的田野在哀叹，立陶宛的树木在啜泣，被诅咒的欧洲在哭泣——我们犹太人在哪里。为什么我们的地球成了他们的坟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