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人，如何在夹缝中求存？明朝

17世纪30年代，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已进入危险的升级状态。清军不断冲击关宁防线，甚至频频突入直隶和山东等地劫掠。西北、华北、西南、华东各地盗贼四起，而各地起义军揭竿而起，更加剧了地方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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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的这种动荡状态，却给了在华耶稣会士以额外的发展机遇。事实上，从17世纪20年代第一支清军部队入关，到17世纪70年代清王朝征服整个中国大地，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朝代更替期，耶稣会的传教却经历了最为稳定的一个阶段，大大扩展了在中国各地的传教区域，转化了更多中国人入教。耶稣会传教士很快取得了清政府执政精英的信任，可以入宫举行弥撒，施行省事，得到了比在明王朝时更多的便利甚至扶持。
在葡萄牙冒险家在印度建立殖民地后，天主教的传教士就紧随而来。对于欧洲殖民国家控制的殖民地，传教迅速铺开，这在后来被称之为宗教侵略、文化征服。但在中国、日本，传教士面临的困难就非常多了。他们得不到殖民军队和当局的帮助，语言不通，还因为大明王朝和同期的日本军阀普遍对于域外传教来客的敌视，而陷入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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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会传教士采取的策略是，效仿商人，首先来到中国的珠江三角洲，与广东地方官方接触，开展对话。在初期，传教士努力学习汉语，考察中国南方的地方民俗，扮演安静的旁观者，并全力扩大和巩固社交圈。传教士很快在广东等地树立了博学多识的形象，很多情况下甚至通过传播和展示欧洲的科学、哲学、伦理、技术，来赢得信赖。传教士还展示了当时的世界地图，指出中国在世界中的位置，以及浑天仪和棱镜的功能。
克服这些困难之后，到达中国的欧洲传教士试图将传教事业扩展到大明王朝内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明朝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府的疑虑，减少民众对于外国人的恐惧与抵制，传教士不仅尝试过穿上佛教徒的袈裟，而且更进一步换上了中国本土文人的服装。利玛窦就曾说过，对于中国民众来说，文人更可能赢得包容和信任，（扮成文人）能从文人的社会声望中受益。这种衣服策略的确收到了奇效，利玛窦进入北京，获准在此居住和进行宗教活动，还赢得了明政府的一些官员作为支持者甚至信徒，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徐光启。
17世纪的欧洲传教士进入中国，通常会选择葡萄牙窃据的澳门作为起点，但他们也很快发现，在明代中国与官民相处并赢得信任，在公开场合就不能表现出与澳门有任何瓜葛。日本耶稣会士被驱逐事件发生后，在华传教士变得更加小心，将宗教言论变得进一步中国化，并避免皇帝将天主教与白莲教混为一谈。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到的，在明末政局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耶稣会传教士却趁机深入城乡基层开展传教。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柏理安现任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致力于研究近代初期葡萄牙海外帝国特别是在远东的传教管理。柏理安在其所著的《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一书中就指出，深入中国城乡基层的耶稣会士“得体的举止、庄重的仪态使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像本地的权贵一样穿着体面而又不失体面大方，言谈举止间投射出权力的威慑力……（且）各个能言善辩，能够使任何信徒心悦诚服” 。尤其是传教士展示的一些科学实验，被当时的很多中国农民认为是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