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明末清初来华的欧洲人，如何在夹缝中求存？( 三 ) 明朝

正如本文开篇所谈到的，在明末政局和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耶稣会传教士却趁机深入城乡基层开展传教。美国汉学家、历史学家柏理安现任教于密歇根州立大学，致力于研究近代初期葡萄牙海外帝国特别是在远东的传教管理。柏理安在其所著的《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一书中就指出，深入中国城乡基层的耶稣会士“得体的举止、庄重的仪态使人们对他们肃然起敬。他们像本地的权贵一样穿着体面而又不失体面大方，言谈举止间投射出权力的威慑力……（且）各个能言善辩，能够使任何信徒心悦诚服” 。尤其是传教士展示的一些科学实验，被当时的很多中国农民认为是魔法。
《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是一本杰出的历史作品，这本书回溯了从葡萄牙航行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100多年间的传教探索，并分析了传教士为了克服文化差异而探索出的复合型文化适应策略。而通过与汉语、中国思想文化的接触，传教士群体也为之后中国和西方在政治思想、科学、语言学、文化等多方面的交流留下了丰富遗产。值得一提的是，《东方之旅：1579-1724耶稣会传教团在中国》这本书以葡萄牙耶稣会修士保存在澳门的丰富教史资料为一手文献，这些资料包括发生在明清两代相关时期的重要历史事件的记录，耶稣会教士内部就文化适应策略的争议，耶稣会殉难者列传，罗马教廷与耶稣会教士之间以及教士之间的通信，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建立的教会组织的财产清单等，这些在以往的中文历史文献中记述较少。
清王朝君临华夏大地之后的最初一段时间，统治精英与耶稣会传教士之间保持着良好关系，但在随后的1664年，因为传教士建立的教团组织引发了朝廷猜忌，并且来自于欧洲不同国家、秉持不同传教观念的传教士组织进入中国，招致了中国官民的共同不满，因而导致了清理行动，不在少数的中国本土信徒被处罚甚至斩首。直到1669年，南怀仁推出了比清朝官员测算更为精确的历法手册，从而赢得了康熙皇帝的认可，耶稣会传教又因此重新获得发展机会。书中提到， 1667年举行的会议上，传教士确定了几点共识，特别是给妇女教徒主持圣事的授式要很严禁，需要有能力的传教士为儿童讲授教义，以及如何使过去信奉其他宗教的转化者完全放弃原宗教。这之后，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内地除云贵川等偏远省份之外的地域，都进行了大规模的传教扩散，每年吸纳超过一万名的教徒。
耶稣会在中国传教，传教士主要忠诚于葡萄牙，审慎低调，但因为其他欧洲国家的传教士越来越多的来到中国，原属国之间的矛盾在传教士群体中也不断爆发，演化出权力之争，并最终导致传教在中国内地被彻底禁绝。书中叙述了罗马教廷使者来华，与康熙皇帝发生矛盾的事件，指出尽管耶稣会教师努力避免这种矛盾发酵为更为严重的政治后果，然而当1722年康熙皇帝驾崩，各国传教士在华活动更趋公开化，各地的地方官产生了更多警惕——当雍正皇帝发现，传教士努力结交包括皇室分支成员在内的政治势力时的剧烈冲击便不可避免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