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唐代女性真的比宋代女性更潇洒吗唐宋|许曼|邓小南|宋代

文/唐山“钱四娘者，自长乐邑来，捐金九掇，大如斗，于溪上流将军岩前堰溪为陂。”这是《莆田水利志》中的一段记载，讲述了莆田县重大水利工程木兰陂的源起，其中疑问颇多：首先，钱四娘未婚，她的钱从何而来？其二，钱四娘是长乐县人，为什么要帮莆田修水利？其三，作为女性，钱四娘竟然成为工程的领导，在理学发展、男尊女卑的宋朝，这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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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后的钱妃庙。莆田缺乏灌溉用水，木兰陂至关重要。但结局有些悲惨：就在即将竣工时，它毁于洪水，钱四娘投水而死。在后代持续努力下，木兰陂终于建成，当地人并未忘记钱四娘，将她的塑像安置在庙宇中，与其他男性公益者塑像共享烟火。钱四娘的个案，突破了我们对宋朝的刻板印象。在这个缠足开始流行的朝代中，男尊女卑也许并未极端化——钱四娘很可能从亡父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遗产（宋代以后，女儿的继承权则大打折扣）；在当时，许多女性参与公益，并得到理学大师们的认同；在公益中，女性可以充当主事者，不必纠结于“女主内，男主外”的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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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风俗画中所呈现出的女性生活状况。宋代理学有理想、激进的一面，也有充满温情与人文关怀的一面，只是在之后的历史书写中，后者往往被遮蔽，而女性史研究恰好能呈现出历史的更多侧面。逝去的一切都与当下相关，都与我们相关。今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跨越门闾》一书，它通过对宋代福建女性日常生活的钩沉，让读者看到一段更鲜活、更丰满、更有带入感的历史，展现出女性史研究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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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特专访了《跨越门闾》的作者许曼。国外学者希望与中国学者对话问：在国内，女性史研究非常冷僻，您当年为何选择了这一研究方向？许曼：非常偶然。1998年，我还在北京大学历史系读大三，正赶上邓小南老师开唐宋妇女史课，这是大陆高校第一次开设中国古代女性史研究方面的课程。刚开始，我对女性史研究没什么概念，邓小南老师介绍了一些专著，都是英文的。当时很奇怪，研究唐宋妇女，为什么要看欧美学者的书？其中很多书，学校图书馆里也没有，邓老师就把她从美国带回的专著借给我们看。那时只能一边读一边翻字典，总算啃下来了。感觉豁然开朗，原来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许多过去感到困惑的问题就找到了答案。保研时，邓老师有两个研究生方向，一个是政治制度史，另一个是女性史。我毫不犹豫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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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阎立本的名画《步辇图》中，给唐太宗李世民抬辇的均为女性。2001年，北大办了一次唐宋妇女史国际研讨会，这是一个里程碑，该领域最有影响力的外国学者基本全来了。作为会议秘书，我很好奇为什么这些著名学者都会应邀而来。我想这可能是因为她们当时研究中国古代女性史感到很孤独，希望能与中国学者对话。而当时国内女性史研究刚起步，很难对西方学术前沿做出回应。上研究生时，我本没有出国的打算。邓小南老师鼓励我说，做女性史研究，目前最好的学术训练在国外，你要想做好，那就得出国。没有女性史，就只能看到一半历史问：女性史研究的意义何在？许曼：女性史研究兴起于上世纪后半期，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学者们意识到，以往历史记载中，她们基本上是失声和缺席的状态。女性数量大致占人类总数的一半，这意味着，以往历史研究呈现的只是一半的历史，这幅残缺的画面需要用女性史研究来补充。把女性放回到具体的历史情境中去，寻找她们的声音，还原她们的生活状态，这些并非易事。最大的挑战还是相关史料太少。与传统研究领域相比，女性史没有长期而深厚的史学积淀，研究者相对较少，成果也少一些，这是先天不足。但因为缺乏传统，束缚也少，可以大胆的借鉴各学科的研究方法和视角。以往的一些历史研究，比如制度史，可以将人抽离出去进行研究。女性史则不同，它从诞生开始就是以人为本的研究。它以女性为中心，发散出庞大的关系网，关注女性与女性，与男性、与社会组织、与国家政府等之间的互动。我到美国后，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系读博士，那里历史、文学不分家，我上了很多文学方面的课，此外还学了艺术史、考古学等，这些都能运用到女性史研究中去，不同学科的概念，术语，和思想方法，都对我有启发，跨学科训练很重要。问：考古学与女性史研究能有多大关系？许曼：女性史研究离不开对物的关注，物是女性生活的重要参与者。在书中，我重点关注两种物：一是女性制造的物，比如刺绣、服装、绘画、抄写的经文、食物等，一是制造女性的物，比如房子、家具、交通工具等。还有的物既是前者，也是后者，比如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