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也不会成为例外，尤其是“庆历兴学”也遇到了很多困难。尽管范仲淹在庆历三年推行的“庆历兴学”因受到当朝权贵阶层的抵触而不得不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流产，但范仲淹和胡瑗的联手，还是对北宋早期官学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对书院发展的贡献、帝国人才的培养，实实在在从苏湖而至杭州，再由杭州而至全国，层层推进，全面开花。
大约三十年之后，改革家王安石[]继范仲淹之后，再次举起了兴学的大纛。
而从睦州到苏湖，最后到杭州，从北宋而至南宋，可以看到一条清晰的儒家圣学传布的路径图，枢纽所系之者，正在范仲淹一人。
北宋皇祐元年（1049年）正月，范仲淹奉仁宗命由邓州（河南）移知杭州任地方官。此时，六十一岁的范仲淹其实已经疾病缠身，身心疲惫。仁宗的这番任命，虽然不无照顾的成分，但在为政从不懈怠的范仲淹，主理这个人口众多、风物萃集、英才辈出的两浙中央城邦，也不得不勉力为之。在赴杭州任经家乡苏州时，他和兄长范仲温商议，用自己毕生所积，在苏州购买良田千亩，以此为财力基础，开办范氏义庄，并亲定义庄规程，使族中贫困者“虽至贫者，不复有寒馁之忧”，“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凶葬则有赡。”义庄的另外一个重点，就是范仲淹多年以来孜孜以求的“立塾以教”，“教养咸备”。此事虽然于杭州城的范氏人等无涉，但因是范仲淹在赴杭州任时所力推，故不能不说和杭州无关。
胡瑗与庆历兴学这一段看起来和杭州没有多少关系的历史，跟下面这一个大事件有很大的关系：
范仲淹在杭州任上，与后来的改革家王安石在杭州的历史性会见。
北宋仁宗皇祐二年（1050年）春，久慕范仲淹之名的王安石获知范仲淹来杭州任职后，大喜若狂，当即投书范仲淹，期待来杭州拜见。
小粉丝见大偶像，这事范仲淹应该遇到不少，一般情况下，他能推也就推了。可这回投书的这位小王大人似乎不同，从字里行间，范仲淹读出了王安石和自己相同的气性，也读出了这个后辈以天下为己任、矢志改革的改革家气质。于是他回信王安石，欣然和王安石相约杭州。
其时，王安石正在鄞县（宁波）任职，两地水程，两天即可到达。在西湖边，两人刚一见面，虽然年岁相差不少，但同气相近而相亲，便如认识多年的故交一样，有说不完的话。
“先生推行庆历新政，所提振文教十条，皆切时弊，也必能为国家择贤才、选栋梁，中道而废，晚生深为之惜。”有幸拜会天下名重的范大人，王安石迫切希望他说出庆历新政中道而废的真正原因，以为后来者所戒。
“改革之成败，虽系乎朝局，却也系乎时遇。时遇不善于仲淹，虽天子勉为，奈何？”范仲淹显已平复了新政失败以来积久的沉郁心情，反过来安慰王安石这个热情洋溢而勇气可嘉的后辈：“国朝积弊已久，改革势在必行，君等可择时遇而上良策，切不可因仲淹之遇而退却。”
“敢问先生，欲作改革家，应有何等才能？”
“良智良策之外，唯正义与勇气耳。”范仲淹语重心长地说：“改革当首要为天下苍生计，而不仅仅为国家社稷计。仲淹所谓‘求民疾于一方，分国忧于千里’、 ‘视阙政如已之疾，视恶吏如已之仇’、‘慨然有益天下之心，垂千古之志’，‘不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忧’，‘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思天下匹夫匹妇有不被其泽者，若已推而纳之沟中’，‘舍一身之私，从万人之望’，‘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寸怀如春风，思与天芳’，‘但愿天下乐，熙熙千万春’，此皆正义与勇气要旨。正义不存，则改革有偏；勇气不存，则改革无力。”
“先生人格之完美，爱国之深沉，学问之博大，勇气之超然，当世罕见，学生望之如泰山北斗。期先生鼓余勇，再入中枢，复行新政。”王安石还存着这样炽热的理想，他想象着官家哪一天召回范仲淹，重新推行新政，自己愿鞍马相随，一效犬马之劳。
“官家为政，有不可为人道之难，为臣下者，不能不虑及此。再者仲淹年高体衰，恐来日无多，只能寄希望于君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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