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插图
文/庞惊涛
本书简介
本书以“我”作为一名退休教师向学生讲述杭州书院和儒家文化的历史故事为主线，讲述了北宋范仲淹睦州兴学到民国夏震武在富阳兴办灵峰精舍千余年间发生在杭州的近30个书院故事，重点刻画了翁洮、范仲淹、王安石、苏轼、胡瑗、朱熹、辅广、黄幹、詹仪之、赵孟頫、吴澄、王守仁、洪钟、顾宪成、张鹏翮、陆堦、袁枚、阮元、俞樾、章太炎、龚自珍等数十位大儒与地方官员群体，以振兴杭州书院及其儒家文化为己任的群体形象和感人故事，并用辩证的历史观，发掘出这些故事的时代光辉和时代精神。
2.王安石杭州拜师
如果将视线从西湖的平面上升500到1000米，以此来观察杭州城，会发现西湖毫无争议的城市中心地位。那一汪碧蓝的水域，是杭州城的肺，也是杭州城的眼，更是一个名城的文化中枢。
自白居易、苏轼两位文人官员大规模修浚西湖之后，西湖的规制到宋时已基本定型。从宋人留下的《西湖图》或《京城图》里可以看到，王朝的行政机构密集地依傍西湖而布置，无数大小规模不等的寺院也以西湖为中心散布，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便承担着书院的功能。
杭州的一些世家大族，出于教育子弟的需要，延聘饱学之士作为先生到自家兴办的家学中，教授自家的子弟，这便是杭州书院的历史之源。
还有一小部分避世隐居的读书人，他们将自己的读书治学的地方也命名为书院。这种书院更类似于今天所称的书房，因为它并不具备讲学、藏书和祭祀的功能。而后面这三种功能，恰好是作为书院存在的核心意义。
范仲淹写《岳阳楼记》，开篇“庆历四年春”所交代的这个历史时间节点，至今依然被研究历史的人所乐道。原因在哪里？因为它代表着一个治世最应该呈现的样子。
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还有一句话，天下治久必乱，乱久必治。北宋王朝终止了五代以来纷乱不息的局面，又经过开国数代皇帝的励精图治，到了仁宗时，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治世之局。一个典型的表现，就是文教的兴旺。
哪一个治世的局面，能跟文教的兴旺没有关系？汉代文翁在蜀地兴学，看起来偏于一隅，不是帝国意志，但他对汉武帝后来推行“尊儒兴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终汉武帝时期，儒家思想始终是汉代统治的核心思想，郡县设置的官学，也始终将儒家思想确立为汉代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思想。
再看唐贞观十四年（640年），太宗巡幸国子监之后推行的一系列发展文教的新政，这都是一个治世最突出的表征。
时代因素对一个人成就事功往往产生着非常重要的影响。发出“先忧后乐”的范仲淹能够在仁宗朝推行“庆历兴学”，也是时代因素所致。一方面，治世中隐含着深刻的动乱基因，宋代建国后面临着频繁的农民起义，同时，辽、西夏等少数民族又时刻对王朝产生着严重的武力威胁，内外矛盾结合，迫使仁宗推行改革，以维护王朝统治的稳定和繁荣。范仲淹在庆历三年时向仁宗所上的《答手诏条陈十事疏》，可谓深得其时，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瞌睡刚好遇到枕头”。这是范仲淹的机遇，也是仁宗的机遇，更是一国之民的机遇。
在范仲淹所提的十条改革措施中，和文教振兴有关的是精贡举，被列于第三，可见文教在整个帝国改革中的重要性。有关教育方面的改革，具体而言，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一是令州县立学，规定应试科举的士人须在学校习业300日，方许应举。这项措施旨在避免学校流于形式，沦为单纯培训应试举人的场所，进而保障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二是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罢帖经和墨义，着重策论和经学；三是振兴太学，将胡瑗[]的“苏湖教学法”引进太学，创立分科教学和学科的必修、选修制度，体现对当时教育空疏、流于形式的批判。
历史上的改革，大多难以达到预期；而那些矢志于推进国家繁盛、社会进步和人民福祉的改革者，也总是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和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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