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满洲实录》插图的来历( 二 ) 张应奎|画工|梁正|张俭|来历

张俭、张应魁是两位汉人画工，生平史无详载。从仅有二画工得到赏赐上看，可知被后世所称的《太祖实录战图》，当时确实仅为图册，没有文字。从二人所获赏赐厚薄上看，张俭或是地位较高，或是年龄较长，或是对图册的贡献较大。郑振铎在谈到明末画工时说，“他们的工作，是家庭的手工业。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子以是传之孙，世代相继，专务此业”。张俭和张应魁有可能是亲属关系。
此外，《太宗文皇帝实录》又记载，《太祖武皇帝实录》书成，清太宗命令礼部官设宴于内国史院，宴修纂各官，内有“梁正大、张应奎各受银三十两”，学者认为此张应奎即为张应魁，“奎、魁之别，盖由满文转译汉字时只记音写造成，此类例证，清代多有，无足怪”，在《旧满洲档》中，张应魁与张应奎的满文罗马音译均为jang ing kui，可见确为一人。但是，张应魁天聪九年已受赏，此时为何再受赏?与他曾一同受赏的张俭此时身在何处?《太祖武皇帝实录》并无配图，要画工又有何用?梁正大为何人，为何与张应奎同受赏?三十两银的赏额列倒数二等，只高于笔帖式的二十两，如为画图，不至于赏额如此之低，他们到底做了什么工作?因此，即使张应奎即为张应魁，还是有不少疑问待解决。

文章插图
图册出现后大约一年又三个月，就诞生了文字的实录，可见文字工作早已开始。从逻辑上讲，绘图的工作仿佛应该算做修实录的一部分。但是，从开始编纂直到后来实录修成进呈的文献记载来看，事实并非如此。开始编纂的时间，根据学者考证，是始于天聪七年(1633)十月清太宗下谕:“尔记载诸臣，将所载之书宜详加订正，若有舛讹之处即酌改之。朕嗣大位，凡皇考太祖行政用兵之道，若不一一备载、垂之史册，则后世子孙无由而知，岂朕所以尽孝乎?”而编修的动议来自于天聪六年(1632)十一月二十八日书房秀才汉人杨方兴的上奏，奏书说:“一、编修国史。从古及今，换了多少朝廷，身虽往，而名尚在，以其有实录故也。书之当代谓之实录，传之后世谓之国史，此最紧要之事。我金国，虽有榜什在书房中，日记皆系金字而无汉字。皇上即为金汉主，岂所行之事，止可令金人知，不可令汉人知耶!辽、金、元三史见在书房中，俱是汉字汉文，皇上何不仿而之?乞选实学博览之儒公，同榜什将金字翻成汉字，使金、汉书共传，使金、汉人共知，千万世后知先汗创业之艰难，皇上续统之劳苦。凡仁心善政，一开卷朗然，谁敢埋没也?伏乞圣裁。”
这段文字提到了纂修满、汉两文实录，重点是汉文实录的纂修，并没有提到插图的事情。实录历经三年修成，修成后的实录除满、汉两文外，又增添了蒙文。《太宗文皇帝实录》载崇德元年(1636)实录进呈之事:“(十一月乙卯，太祖武皇帝实录告成，进呈。设大驾卤簿。和硕亲王、多罗郡王、多罗贝勒、固山贝子、文武各官，左右序立。上御崇政殿。内国史院大学士刚林捧满字，希福捧蒙古字，罗绣锦捧汉字，率修纂满洲、蒙古、汉人笔帖式等上表进呈。礼部官受表文，于御前跪读。表云:内国史院大学士希福、刚林率内院满洲蒙古、汉人官员，稽首顿首，谨奏于宽温仁圣皇帝陛下。臣等钦奉上谕，纂修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武皇帝实录，谨以满洲、蒙古、汉字编译成书。……”
【 水浒传|《满洲实录》插图的来历】从这段文字来看，场面不可谓不隆重，但是奇怪的是自始至终，没有提到前不久已经完成的图册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三种文字的实录各自独立，而非三种文字同在一页的合璧版;二图画不是为修实录而绘，而是独自成立的纪念努尔哈赤功绩的图册;三、即使这些图画是为修实录而绘，但是绘好后，并没有当做实录的“插图”，放置在满、汉、蒙三部实录的任何一部当中。由实录修纂的正规机构和人员配置来看，实录的修纂制度已臻完备，修纂人员恐怕早已明了实录作为官书，在体例上是不可以配图的。这部最早修纂的努尔哈赤实录，据《旧满洲档》，初名为《太祖太后实录》。顺治朝重修时更名为《太祖武皇帝实录》。康熙年间重修，于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完成因太祖谥号由“武”变为“高”，故定名为《太祖高皇帝实录》。雍正十二年(1734)又重修，乾隆四年(1739)告成，成为定本可见，在《满洲实录》出现之前，绘图一直独立存在，和努尔哈赤的文字实录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