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自封为光明的使者、斗战神在人间的化身,号令粟特人、突厥人、契丹人、高丽人、靺鞨人和室韦人。如果丝绸之路上的胡商倒向叛贼,切断大唐的贸易线,那么形势岌岌可危。
中原本土不产锁子甲、军马,很多关键军需品从西域运来,大唐立国之初就调用外来军用物资。昭陵六骏中的“什伐赤”是匹波斯马,“什伐”是波斯语“马”的音译。定鼎天下的虎牢关战役中,李世民骑着什伐赤,一马当先击败王世充、窦建德。
唐肃宗刚在灵州登基称帝,就碰到了西北胡人叛变。当地部落在安禄山的招诱下,反戈一击,向唐肃宗的流亡政府进发。这些胡人并非穿着毛皮大衣的游牧部落,有盔甲武装,甲兵达五万人。幸而郭子仪及时赶到,与回纥首领联手解围,击破敌军。
伊斯的事迹在正史里无具体详细记载,一句“为公爪牙,作军耳目(即参谋与收集情报)”匆匆略过。短短几个字下面,不知道藏有多少幕后工作。根据伊斯的以往经历和社会背景猜测,他或许从事对外联络工作,与胡商维持军售贸易关系,劝西北各部落忠于大唐。
安史之乱结束后,聂斯托里派因平叛有功获得朝廷嘉奖,唐德宗(李亨之孙)在781年立《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示圣眷。根据日本汉学家佐伯好郎的考证,请求皇帝立碑的景净,是伊斯的儿子。
今天,这块碑坐落于西安碑林,质地黑色石灰岩,高度约为十英尺,碑石四周环绕龙纹。除了《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和少数文物外,景教在中国大地几乎没有留下踪影。曾经五彩缤纷的多元文化,到唐朝之后不见痕迹,这个变化归咎于安史之乱。战争结束后,中国社会心态趋于保守内敛,直接导致了狭隘的排外主义。
白居易和元稹等儒士,认定天宝年间流行胡风胡俗是大动乱的征兆,曾经迷恋胡姬的李白,后来则咒骂胡人全部该死(乐府诗《胡无人,汉道昌》)。南宋的朱熹总结经验教训说,自南北朝以来,先王冠服扫地尽矣,到了唐代正统文化早就变异了。
安禄山麾下有大批胡族士兵,李唐王室也招募了不少忠心胡人。战争前期扼守潼关,阻挡叛军的哥舒翰是西突厥人;唐军第二号大将,功绩仅次于郭子仪的李光弼是契丹人;歼灭叛军余孽,完成清缴收尾工作的仆固怀恩是铁勒仆固部人。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的模式,酷似近代英国征服南亚,英军以夷制夷,雇用一部分印度人,攻打另一部分印度人。
【 表演|表演《圣经》戏剧,教徒入京封官:基督教在大唐的“辉煌岁月”】朝廷收复长安后,为了抹去安禄山的痕迹,将城楼安化门改为达礼门,安上门改为先天门,市内坊名有“安”者悉改掉。边疆安西都护府、安西节度使也被改称“镇西”。对胡人文化的警惕,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带兵对抗安禄山的忠唐胡人,纷纷讳言自己的出身。唐军一员勇将、粟特族的安重璋上书天子,恳请换一个姓,以防被人误会跟安禄山有瓜葛。朝廷赐了他国姓李氏,几年后又将其籍贯从凉州迁到京兆府长安县。定居唐朝的胡商,纷纷涂改自己的出身,冒认中原的门阀郡望,与胡人划清界限。
士大夫们强调华夷之辩,把胡人的风俗、精神思想一并清除。韩愈以“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的理由,展开捍卫孔孟之道的神圣战争。他斥责佛法入家则家破,入国则国亡。
儒家极端人士,连佛教都不能容忍,更何况西方地中海世界的宗教。到了会昌年间(842—846年),儒家保守主义取得最大的胜利。朝廷发起灭佛运动,勒令和尚、尼姑还俗,抄收寺庙的庄园田产。
景教被当作是外来文化,同样遭到打击,灰飞烟灭,只剩《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保存下来,经历战乱和岁月变迁,遗弃在地底下。时光荏苒,经过842年的时间流逝,石碑在明朝天启年间重见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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