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唐朝非常包容,可毕竟景教对于中国人还很陌生,李世民不大可能因为单纯的宗教宽容,隆重接待这群外宾。更合理的推测是,一方面,唐朝跟西方大国波斯示好,保障贸易畅通;另一方面,聂斯托里派在波斯地位较高,所以阿罗本的本职极可能是外交官,带有政治任务。
此时萨珊库思老二世已经死去,他晚年昏聩,王储卡瓦德发动宫廷政变,谋杀父王,登基为帝。卡瓦德二世延续对基督徒的保护政策,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台依靠多个基督教富商、大乡绅。国王鼓励对外交流,派阿罗本前往东方,跟新生的大唐王朝接触。波斯再往后发展,景教或许大有前途,可惜萨珊王朝盛极而衰,阿罗本入华后的第二年,波斯在一场决定性的战役中败北,阿拉伯军队获胜。
阿拉伯灭波斯,对于波斯人而言,是亡国亡天下;对于聂斯托里派而言,只不过换了个主人,而且他们有专业技能,受到新政府的留用。基督徒曾经为萨珊王室效劳,现在为阿拔斯王室效劳。
阿拉伯的百年翻译运动其实最早由基督徒发起,他们把叙利亚语的古希腊罗马典籍,翻译成阿拉伯语。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柏拉图的《理想国》、盖伦与希波克拉底的医书药典,转换吸收为亚洲的智慧结晶。众译者中最有名的、外号“翻译之王”的巴格达国家图书馆馆长,原是景教医生,后来投靠哈里发,改名为具有阿拉伯风格的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几百年后,天主教世界又将这些阿拉伯文本转译成拉丁文,把欧洲的知识重新拿回来。
翻译、誊抄、录入,大规模的文本处理需要更好的纸张。莎草纸太脆弱,羊皮纸又昂贵。西亚商人从中国带来了新的纸制品,原材料为碎布,价格便宜,制造工艺简单。大唐的造纸术,无意间促进了阿拉伯的文明发展,为其助了一臂之力。
尽管聂斯托里派为阿拉伯帝国服务,促进了文化事业的繁荣,但仍然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部分有识之士居安思危,寻找新的安身之处。他们想到了遥远的东方,那里有个繁荣开明的国度,那里生产便宜耐用的纸张、精美的瓷器金银器,那里人口繁衍众多,或许有潜在的福音皈依者。而且阿罗本已经探过路,受到了热情接待。于是传教士们踏上路途,奔赴遥远的中华帝国。
宽容政策塑造大唐盛世
安史之乱爆发前,长安是世界性大城市,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琉。景教徒到了中国,使出看家本领——炼铁、盖房、经商,谋生定居下来。他们尤其擅长医学,能做开脑颅的手术,“大秦善医眼及痢,或未病先见,或开脑出虫”。通过丝路,叙利亚商人购入异域的珍稀药材,譬如底也迦(即罂粟,古代通常用作止痛药)等等。
唐玄宗的儿子宁王李宪患有多年痼疾,景僧崇一手到病除。治好了病,皇帝欣喜不已,特赐崇一五品以上的绯袍鱼袋。行医也是基督教扩张的重要方法,景僧施药、照顾病人,为邻里街坊服务。教会既是宗教组织,也是社会福利机构,照顾信众的生老病死,灾年施粥救荒,打造“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体系。
唐王朝欢迎外来文明,立国之初便实行开明的对外政策。李世民说:“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族皆依朕如父母。”朝廷对外商只征收10%的关税和2%的交易税,严禁地方官私自加税,突厥等边境部落民投靠入籍者可免税十年。
较之东罗马、波斯、阿拉伯,景教徒在中国获得的自由度最高,教会偶尔会碰上小风波,但总是能摆平。武则天佞佛,洛阳僧侣们招摇过市,刁难其他教派。景僧连忙集资钱财,建造“大周颂德天枢”,彰显女皇的荣耀。根据史料描述,天枢高耸,有些像古罗马的纪功柱。《资治通鉴》记载:“天枢成。高一百五尺,径十二尺,八面,各径五尺。下为铁山,周百十尺,以铜为蟠龙麒麟萦绕之。上为腾云承露盘,径三丈,四龙人立捧火珠,高一丈。武三思为文,刻百官及四夷酋长名。”武后大悦,对景僧褒奖鼓励。
修造天枢之举,显示了高超的炼铁制造技术。唐玄宗登基后,儒家痛恨女主干政的武则天,反攻倒算,抹除前朝遗物。“大周颂德天枢”也在销毁之列,工匠“熔其铜铁,历月不尽”,东亚的金属工艺略逊一筹,不如景教带来的波斯、拜占庭技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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