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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拯为官数十年,从来都是嫉恶如仇,哪怕要得罪皇帝的亲信,他也根本不在乎。《宋人笔记》有记载:宋仁宗最宠爱张贵妃,张贵妃是由伯父张尧佐抚养长大,二人情同父女,张贵妃得宠,多次要求宋仁宗为伯父升官,宋仁宗无一不应。张尧佐虽然是进士出身,但是才能平庸不堪大任。时任知谏院长官的包拯,看到这种尸位素餐的人非常生气,于是上书要求宋仁宗撤掉张尧佐的重任,让有才之人任职。宋仁宗自然未有理会,反而还给张尧佐加封了四级,事后张贵妃仍然觉得不满意,要皇帝加封张尧佐宣徽使的职务。第二天上朝宋仁宗和大臣说起此事,包拯当时就怒发冲冠,对着宋仁宗言明利害,他实在过于激动,把口水都溅到了皇帝的脸上,好在宋仁宗是个明君,什么也没有说,答应再也不提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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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宗回宫后用袖子擦着脸上的口水,张贵妃赶紧过来问他发生了什么,一向对贵妃重话都没说过的宋仁宗一反常态,有些恼怒地对张贵妃说:“你只知道要宣徽使,要宣徽使,你难道不知道,现在知谏院的长官是包拯吗?朕奈何不了他!”张贵妃这才察觉自己太过分了,赶紧请求皇帝撤了伯父的官职,不久之后张尧佐让位,让更有才能的人担当重任。这就是包拯,从来不惧怕权贵,哪怕是皇亲国戚,包拯认为他不堪大用,就连皇帝也要让路。除了做官刚正不阿,包拯一生也是两袖清风,他在端州(今广东肇庆)任职期满的时候,端州百姓送他一枚端砚,手下认为端砚平常,代表百姓心意,于是替包拯收下。没想到包拯上船后看到端砚,立刻下令手下将端砚扔进江中,还给端州百姓,这就是著名的“包公还砚”。作为一个清官,包拯不要百姓分毫的东西,将清正廉洁贯彻到底,对于自己的后人,包拯同样严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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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2年,包拯感觉到自己大限将至,于是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孝肃家风”,家训中明确写到:“我的后代子孙如果有人敢贪赃枉法,活着的时候不准进入我的家门,死后不准葬入包氏家族墓地,不听从我的话,就不是我的子孙。”话虽然简洁,却字字严厉冷峻,明明白白地诉说了包拯一生的志向,体现了包公的治家之严。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次考古发掘,更是直接证明了包拯的清廉,以及他的家训所带来的成果。当时合肥钢铁厂准备扩建,必须要把位于厂区内的包公家族墓移走,于是考古队倾巢出动,对包公家族墓进行发掘。根据史书记载,包公去世后被朝廷追赠为礼部尚书,这是正三品的职位,因此专家推测他的墓中一定会有很多陪葬品。可是当他们打开包氏家族墓进行发掘时,却只发现了一些平常用的香薰、瓷碗、铜镜、陶器等陪葬品,除此之外就只剩下了包公和儿子包绶、孙子包永年的墓志铭,根据墓志铭的记载可以得知,这祖孙三代都是大清官,尤其是孙子包永年,做官清廉到家中一贫如洗,也仍然坚守着爷爷的家训,不愧为包拯的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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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包拯的一生,没有做过怒铡皇亲国戚的事,也不像戏剧中那么轰轰烈烈,但是他确实是一位刚正不阿的好官,真正的做到了“不畏权贵、不受恩惠、清苦守节”的人生志向,并且以家训的形式,将这些原则永远的传扬下去。包公一生并不震撼,但是人们之所以至今仍然记得这个“包青天”,正是因为他一直在坚守自己的原则,以高尚的品格应对污浊的官场,这就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大清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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