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学派|春秋战国时社会出现剧烈解组产生了著名的百家争鸣( 三 ) 德治|学派|牛耕|春秋战国|墨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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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诸侯国为“混一天下”而进行争霸战争，这在客观上迫切需要谋略谋术战略等的思想。各国君主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要求有多种学术思想为他的政治服务；同时处于剧变之中的多元政治格局，不可能有统一的政治力量钳制思想争鸣，故而容许有多种完全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学派存在。于是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的思想纷纷出现，诸子思想在相对自由的思想氛围里如雨后春笋，开始了思想领域里的大混战大交流大融合。
其次，春秋战国时期，意识形态领域出现“轻天重民”的思想解放潮流，为“百家争鸣”准备了思想条件。
新的社会制度必然要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在长期的兼并战争中，某些统治者从继承西周敬天保民思想中体会到天、命、鬼、神不一定可靠，可靠的只有负担赋税的庶民。从而在西周简单的文化基础上表现出伟大的创造性，产生了卓越的大政治家、大思想家、大军事家，为后来“百家争鸣”开辟了思想道路。最突出的表现是宗教神权衰落，民本思想抬头。随着周天子权力旁落，“尊神”、“敬天”的传统信仰发生动摇。“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天”的地位动摇了，颠倒的天人关系再颠倒过来，天神不是凌驾于万物之上的神灵，而是处于人的附属地位。故孔子有“仁政”说，孟子有“民为贵，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在天人关系上，完成了“重天”到“重民”的转变，形成了哲理性的天道观，从而在意识形态内部出现新的变化。
再次，频繁的兼并战争，推动了社会进步，也推动了文化交流，为“百家争鸣”准备了文化整合条件。
到了春秋时代，奴隶制度逐渐瓦解，新兴的地主阶级逐渐兴起，随之而来的是各个诸侯国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在鲁史《春秋》所载的242年里，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就有483次。到了战国时期，这一现象愈演愈烈。战争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促进了文化交流。从空间上来看，战争使得周边戎狄蛮夷接受了华夏文化。以王子朝为败逃楚国为例，率召氏、毛氏、尹氏、南宫氏等旧宗族，带着王室所有典籍逃到文化落后的楚国，完成了东周文化最大的一次迁移；从不同阶层上来看，战争使得文化下移现象发生。周王室因战争衰微，不能养活百官，有专门知识和技术的士和百工，流散到诸侯国和民间，或授课、或著书、或找徒，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扩大了文化传播范围。
3、“百家争鸣”形成的文化知识基础——文化扩散，教育下移
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井田制的崩溃和兼并战争及王室的衰微，饱学之士流散民间，私学之风盛行，打破了“学在官府”的文化垄断局面，使教育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较西周所不及，这是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文化现象。
第一，教育的拓展，为“百家争鸣”准备了知识条件。
典型代表孔子，所主张的“有教无类”，破除等级、地域和民族界限，大量接收贾人、贱人和农家子弟入学，扩大了教育范围，文化知识迅速传播到社会各个阶层。
第二、学术中心，为“百家争鸣”提供了平台
齐国的稷下学宫作为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中心，成为了士阶层的重要活动场所，产生和培育了众多的学派。各学术团体从不同的社会集团的利益出发，纷纷著书立说，议论时事，阐述哲理，各成一家之言。如孟子、荀子、韩非子、李斯等多与稷下学官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系，都曾在这里讲学、争辩。
4、“百家争鸣”的载体——“士”阶层的崛起
士是形成“百家”的本源，“百家争鸣”是士阶层之间的争鸣。士“主要不是靠土地而是靠所谓学问被组织进封建官僚机器的大网中心；他们“能够相对地摆脱土地的束缚，超越小农经济的分散性而处于流动之中，实行全国性的广泛交往”。
士原是奴隶主贵族的最底阶层，虽有少量的“食田”，但受过“六艺”教育，能武能文。可惜被限制在宗法制链条上，处于绝对附庸地位，没有自由。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奴隶主贵族赖以生存的井田制崩溃瓦解，宗法制动摇，阶级关系发生升降变化。奴隶主贵族日益衰落，士阶层的地位则上升，力量迅速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