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的文化政治环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前面介绍过三家分晋，这是旧有的封建周制崩溃的重要标志，也是春秋到战国的分界点。?魏、赵、韩三国的君主，因一己私欲，破坏封建旧制上位，属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的“僭主”，缺乏正统性，依赖权谋暴力，因此容易赞成和推行鼓吹“新法”的法家思想。?魏王是中原诸侯中最早称王，试图和周天子平起平坐的一个；李悝在魏国的变法，也是法家变法的最早实践之一：这都是历史的旁证。?可以说，当时的三晋地区，是旧有的封建制度发生较早、较严重的崩溃的地方。
这种地域政治环境如何影响了当时三晋的思想潮流呢？?我们来举一个例子：《竹书纪年》。?《竹书纪年》是后人在公元279年，盗挖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墓葬时发现的。?这部书是魏国的史书，记录时期从传说中的五帝时期，一直延伸到魏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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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书纪年》
这部史书在后世史学界引发了轩然大波，用“毁三观”这样的当代语评价它，一点也不夸张。?它有什么特殊之处呢？?我们或多或少都知道一些五帝时期的历史传说，知道在尧舜的时代，尧没有把帝位传给没出息的儿子，而是传给了舜；而舜也没有把帝位传给没出息的儿子，而是传给了禹，这就是所谓的“禅让”，是儒家歌颂的“天下之至公”，这些传说主要来自儒家整理的上古史料《尚书》。
但《竹书纪年》的说法，则和儒家的说法完全不同，它认为，和平高尚的尧舜禅让是不存在的，舜把尧囚禁了起来，夺走了他的帝位，还不让尧的儿子和尧相见。?除了这一点，《竹书纪年》还有一些和其他古代史料不同的地方，而这些描述大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血腥残酷，为了争夺权位，没有道德可讲。?法家著作《韩非子》的《说疑》篇，就采用了这种尧舜夺权的描述?。
也许有人会问了：“那么，究竟哪一种说法才是历史的真相呢？”其实这是无从考究的。?世界各民族的上古史，往往就是史实和传说相交织，尧舜禅让固然是传说，尧舜夺权也是传说。?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尧舜禅让的说法在先秦比《竹书纪年》普遍得多；《尚书》也要比《竹书纪年》成书更早、更可靠一些。?但重要的倒不是真相是什么，而是在这些不同的历史描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尚书》和《竹书纪年》反映的不同的历史观。
考察其他古老民族的历史传说——如希伯来人的《旧约》——可以看到一些在历史上无从考证，但显然注入了古人的道德理想或者道德期望的传说。?比如说某某人平生行善积德，最后得到好报；某某人恶贯满盈，遭到恶报。?这是一种道德化的历史观。?《尚书》的历史观，如尧舜禅让等等，也是这样的。?而《竹书纪年》则是去道德化的历史观，极端功利化的历史观，类似现在流行的“阴谋论”的历史，这反映了当时三晋地区的一个思想取向。?譬如，现在有些人相信：“慈善家只是为了沽名钓誉，收取更大的利益”、“希特勒现在遭到批判，只是因为他打输了战争，如果他打赢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可能就会被当做伟人歌颂”，这些说法实际上反映出的是他们自己功利至上的价值观。
三晋的僭主们本身是依靠夺权上位的，自然更倾向于否定道德化的“禅让”：如果古人就是功利的、没有道德的，为了权位可以不择手段的，那么我这么做，也是理所应当的了。?这种极端功利的思维后来浸透了中国的政治史。?五代十国期间，有个军阀说出了实话：?“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只要有暴力站台，就可以做皇帝。
战国时期，三晋地区抛弃道德、极端功利主义的思想潮流，是法家理论的一个出发点。?我们比较战国之前的旧法，和法家推崇的新法，可以看得非常清楚。?春秋时代管仲的旧法法治，上来就强调“礼义廉耻，国之四维”，是万万不可忽视的?，但商鞅和韩非的新法法治呢？?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都是国家的蛀虫，无益于君主保持权位、增加财富，非毁灭去除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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