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元代创立行省制度,有力地促进了全国的统一局面,官颁书籍中有许多是在江南(特别是杭州)组织刊刻、刷印后分发全国各地的。如黑水城文献M1?1242[F19:W22]号残页,经笔者比对,应定名作“《元一统志?太原路》刻本残页”,为元代杭州刻本,刊刻于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元一统志》卷帙浩繁,多达一千三百卷,能够在西北边陲的黑水城发现其残页,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意义。黑水城还出土有《文献通考》残页。此二书同为元末杭州官刻本,应该都是通过官颁途径分发到黑水城的。一方面,这说明到了元代末期,从北宋以来逐渐形成的刻本“书籍之路”已经发展到鼎盛局面,江南地区的刻本书籍能够源源不断、畅行无阻地通过各种渠道输往塞外,其中甚至不乏《元一统志》《文献通考》这样的大部头著作。另一方面,黑水城(元时属“亦集乃路”)在元代是多民族聚居的边邑,位于中外交通的孔道(《马可波罗行纪》中便有相关记载),像《元一统志》这样的全国地理总志能够受颁并且保存于此,在当时无疑具有巩固国家统一的象征意味。
众所周知,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可谓“华戎交会”之所,又都地处丝绸之路的要冲。大量汉文刻本残页在上述地域内出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宋元时期,陆上丝绸之路的商贸作用或许因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而有所削弱,但与丝绸之路相伴相生的“书籍之路”的作用和价值不但不曾削弱,反而更加突出。这一时期,刻本书籍通过各种渠道向西北传播,一条绵延万里、从江南延伸至塞外的“书籍之路”灼然可见,堪称西域地区浸润华化之风的最好见证。伴随着“书籍之路”的发展壮大,汉文化的精华通过刻本这一载体不断向西流传,这是中原文明在西域地区传播、生根以至与西域交融全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体现出汉文化强烈的向心力与凝聚力。在宋朝那样的分裂时期,文化的向心力与凝聚力无疑酝酿了日后统一所必备的心理要素;而在元朝那样的强盛时代,这种源自文化的精神力量更是维系统一局面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秦桦林)
来源:《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网络版)》2016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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