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 江南|时期|塞外|水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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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文献所涉及的品种非常广泛，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金文、甲骨文、简牍、帛书及写卷，刻本也是出土文献里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出土刻本是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印刷术的最好见证，主要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大多集中在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三地。这三个地点分处今甘肃、新疆、内蒙古的荒漠戈壁之中，那里干燥的气候非常适合纸质文献的保存。虽然敦煌、吐鲁番、黑水城存在地理上的区隔，但此三地在历史上存在密切的交流，同属丝绸之路上著名的中转站。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连接古代中国与西域的贸易之路，也是一条承载着东西方文明互动、交融的文化之路。20 世纪以来，在丝路沿线不断发现的出土写本与刻本便是后者最好的见证。王勇认为：“如果说丝绸代表的是‘物质文明’，那么我想把书籍象征的文明定义为‘精神文明’。”为此他仿照“丝绸之路”一词，专门提出“书籍之路”的概念。此说一经提出，便在海内外引起强烈反响。不过王勇所提出的“书籍之路”概念主要着眼于中日、中韩之间的文化交流：“(我)倡导‘书籍之路’之用意，在于论证古代东亚诸国的文化交流，无论内容、形式，还是意义、影响，均有别于沟通中西的‘丝绸之路’。”日本学者水口干记指出，这一狭义“书籍之路”概念的最大不足在于过分强调它与“丝绸之路”之间的对立。
但需要指出的是，“书籍之路”的概念自有其合理内核，不宜轻易否定。笔者认为，就侧重考察书籍的流通渠道和传播过程而言，“书籍之路”的提法非常具有启发性和适用性。丝绸之路沿线出土的写本与刻本文献，有许多是从中原腹地输入到西域的。比如陈寅恪就曾指出敦煌藏经洞中不乏来自南朝的写经，它们便是“因通常南北交通之会，流入北地”。虽然敦煌、吐鲁番、黑水城都处于中华版图之内，其地理性质与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完全不同，且前者属于陆路交通，后者则多属海路交通，但不可否认的是，就书籍的传播而言，两者在本质上是相同的。
事实上，“丝绸之路”与“书籍之路”这两个名词各有侧重，两者之间并不矛盾。比如党宝海指出，吐鲁番出土的《金藏》本佛经有一部分是回鹘商人从燕京弘法寺舍资请印的，足见商业贸易的繁荣可以更好地促进书籍的流通。敦煌藏经洞内发现有唐代长安、西川印制的历日刻本，尽管它们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书籍，但它们当初肯定是被当作特殊门类的商品而通过丝绸之路贩运到敦煌的。
【 版本|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由此可见，不仅“丝绸之路”具有贸易和文化的双重属性，“书籍之路”也同样兼具这两种特性。书籍(尤其是刻本书籍)往往被视为可以逐利的商品而由书贾往来鬻贩。总之，古代的商人也是文化交流的使者，古代的丝绸之路同样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书籍之路”正是伴随着“丝绸之路”产生的。出土于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的汉文刻本，为“书籍之路”与“丝绸之路”相生相伴提供了大量鲜活而又具体的佐证。本文要讨论的一组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便是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书籍之路”上保存下来的具体而微的文化遗存。
宋元时期，中国的书籍形态正式从写本时代迈入了刻本时代。书籍的传播流通也逐渐以刻本为主。汉文刻本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产品，其流布之广、传播之远，几乎达到了无远弗届的程度。敦煌、吐鲁番、黑水城位于西北地区，这些地方能发现大量各个时期、不同地域的汉文刻本，这本身就是西域与中原文化交流史中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
不言而喻，以刻本书籍为载体的文化交流传播是以各地区之间保持直接或间接的交通为前提的。早在20 世纪30 年代，魏建功在论及德藏吐鲁番文献中的《切韵》刻本时就已指出：“且书自吐鲁番出土，若竟为宋椠不谬，是中亚华番文化往来之迹，迄宋犹有余烈，抑亦史实之珍闻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