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黑水城出土宋刻《初学记》残页版本考——兼论宋元时期江南至塞外的“书籍之路”( 二 ) 江南|时期|塞外|水城

这也提醒我们，宋元时期的“书籍之路”，除了有输往朝鲜、日本的东线和输往辽、金的北线，还存在一条通往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的西北线。这条西北线的“书籍之路”主要由江南的浙江、福建向塞外地区延伸开去。这种情况与宋元时期浙江杭州、福建建阳是当时主要的印刷中心紧密相关。这表明江南与西北虽然相距万里，但在宋元时期一直保持着密切的文化交流。王素指出，吐鲁番曾出土元代“杭州泰和楼大街某行铺招贴”、“杭州信实徐铺招贴”(Ch1064、1103、1875 号)，黑水城也曾出土“杭州晏家”刊印的《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TK167 号)，并由此推断：“宋元时期，我国西北地区，包括吐鲁番在内，与中原都一直保持密切的交通，中华传统文化在该地区仍然有着广泛的影响。”
其实早在两宋时期，即汉民族政权与少数民族政权鼎峙的阶段，这种文化交流非但不曾中断，且本身一直处于蓬勃发展的进程之中。王素所举例证主要是元代出土文献，如果要寻找这条以刻本传播为主的西北线“书籍之路”的早期端倪，应尽可能地集中查找、比对已出土的宋刻本残页。敦煌、吐鲁番、黑水城等地出土的宋刻本主要通过官方颁赠和民间流通两条途径而来。北宋时期，官方颁赠到上述地区的刻本占有较大比重，具体表现就是在西域发现的《开宝藏》刻本残页。北宋初年刊刻的《开宝藏》是第一部刻本大藏经。开宝四年(971)，宋太祖敕令高品宦官张从信前往益州督造刊刻。全藏以《开元释教总录》为基础进行刊刻，总计五千余卷，版片多达十三万块。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开宝藏》的全部版片运往首都汴梁。在北宋，《开宝藏》多次修补印行，除了满足皇家和国内寺院的宗教需求，《开宝藏》还被作为展开佛教外交的国礼赠予周边政权，像辽国、西夏皆曾受颁。现今存世的《开宝藏》印本寥寥无几，方广锠、李际宁主编的《开宝遗珍》将世界范围内搜集到的十二件零卷仿真影印出版。而在吐鲁番地区发现有不少《开宝藏》残页，小川贯弌的《吐鲁番出土的印刷佛典》、王丁的《初论〈开宝藏〉向西域的流传》都对此进行了很好的研究。虽然这些残页大多零碎，但在《开宝藏》散佚严重的情况下，仍称得上吉光片羽，弥足珍贵。
尽管《开宝藏》属于蜀刻本，但其刷印、流通的始发地则是位于中原腹地的汴梁。《开宝藏》向西北地区的流通开启了宋刻本向塞外传播的序幕。而到了南宋时期，民间渠道的流通形式更趋活跃，江南地区的印刷中心杭州、建阳成为宋刻本向塞外传播的主要集散地。本文所探讨的黑水城本《初学记》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该本刊刻地点应是建阳，其刊刻时间当在绍兴四年至十七年之间，属于南宋初期刊本。无独有偶，吐鲁番出土的Ch1874 号《龙龛手鉴?禾部》残页，经笔者研究，刊刻于1086—1127 年之间，为北宋后期浙江刻本。此外，黑水城出土的TK290 号《新唐书》残页及吐鲁番出土的Ch2286、Ch3761、Ch3903、Ch3623 号《新唐书》残页，经笔者研究，分别为南宋建本与南宋浙本。以上几种宋刻本残页均属于佛经以外的文献，尤其是《初学记》这部编纂于盛唐的类书，其主要功用便是作为撰写诗文的参考书。这些文献表明，自北宋后期开始，通过民间渠道向西北地区流通的刻本书籍其世俗化程度不断提高，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少数民族政权统辖地区主动接受汉文化熏陶的风气之盛。
元朝统一南北后，各地区之间的交通更为便捷，有力地促进了商贸与文化的繁荣发展。陈垣指出，元代“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加之元代中后期政府提倡儒学，有关汉文化的书籍更是源源不断地从江南输往塞外。以黑水城出土文献为例，仅笔者就比对出M1?1249[F19：W31]号元浙本《孝经直解》与Or.8212/814 号元建本《三国志文类》。特别是前书，作者为晚年生活于杭州的华化西域人贯云石。陈垣云：“儒学为中国特有产物，言华化者应首言儒学。”贯云石在自序中阐明了作书宗旨：“使匹夫匹妇皆可晓达，明于孝悌之道。庶几愚民稍知理义，不陷于不孝之罪，初非敢为学子设也。” 《孝经直解》的解释内容采用元代硬译体白话，作为私塾教本，非常适合童蒙诵读，所以风行一时，诚可谓家弦户诵之书。即便是远在边陲的黑水城，也发现有该书的身影，堪称塞外少数民族群体通过身处江南的色目人这一媒介主动学习和接受汉文化的佳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