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阿波罗|什么比我们更了解自己:《我的朋友阿波罗》】整部小说都是孤独的呓语,是与死者的谈心,以一个朋友、导师和恋人的死亡开始,以一只温暖人心的狗的死亡结束。
这样的设置,等于在考验作者真诚的极限。只要有一点点油滑,一点点夸张的戏剧性,就会毁了这部作品。你必须始终沉浸在那份悲痛之中。你不能手舞足蹈地讲故事,不能有头有尾地渲染情节,不能冷静客观地置身事外。你甚至不能暴露一丁点的言不由衷。这本小说并没有追求什么实验性,它之所以特别,之所以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小说,只是因为它必须尊重这份真诚和情感。
努涅斯做到了这一点,凭借她对自我安慰和多愁善感的警惕,她写出了一种真实的、动人的感触。
同为写作教学者的自我质疑
作为读者,我和努涅斯本人一样,跟书中那位叙事者,以及那位死去的作家都有着相同的职业,都在大学里教写作课。更巧合的是,我和他们拥有共同的文学偶像J.M.库切,一个冷峻的怀疑主义者。
文章插图
西格丽德·努涅斯(Sigrid Nunez)
可想而知,我对这部小说有着超出一般读者的强烈共鸣。我深知书中展现的那种无奈:曾经指引我们走上文学和写作之路的奉献精神和虔诚心态,如今成了落后于时代的标签。我们开出的书单,总是受到年轻人的鄙夷。那些所谓的文科尖子生根本不懂文字的好坏,而且毫不在意标点符号的位置。学生们找各种借口逃避阅读作业。大学校园已经离文学那么远,以至于我们不知道如何安置自己的理想,安置我们心中的神明。
书中发出了太多我想发的牢骚:
如今每个人都写作,就如同每个人都排便一样;一听到天赋这个词,很多人就想伸手去拿枪。
加里森·基勒是对的,你说,当人人都是作家的时候,就没人是作家了。
你不再相信小说的意义——而今,一部小说不管写得多么精彩,不管其思想多么丰富,都不会对社会产生任何积极影响。
我在教书时注意到,每一年我的学生对作家的评价似乎都要降低一点点。但是,当那些想成为作家的人以消极的眼光看待作家的时候,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你能想象一个学舞蹈的学生对纽约市芭蕾舞团有这种感觉吗?或者年轻运动员鄙视奥运冠军呢?
牢骚归牢骚,“我”虽然对文学的处境不抱希望,同时却又怀着期待去参与各种写作项目,为治疗中心那些受过创伤的女性上写作课,期望写作能够帮助她们排遣噩梦。这本身证明了对写作怀有的信念。
西格丽德?努涅斯与校友Stephen Kuusisto
然而,写作这个行为,也许从根本上讲,注定无法自然地融入公共语境之中。不是时代和社会的问题,而是写作本身的问题。如果它是真诚的,就必然带有一种私密性,一种侵略性,一种不道德的意味。书中写道:
无论哪次我去参加读书活动,我都忍不住为作者感到尴尬。我会问自己,我希望台上的那个人是我吗?真实的回答是,绝对不希望。而且不仅仅是我。你可以感觉到其他的听众,也是同样的不自在。
写作本身已经足够矛盾和尴尬了,更何况是教写作呢?努涅斯提到,学生们经常提出质疑,认为里尔克这样的作家声称写作需要牧师般的奉献,试图将写作当成一种宗教,这种观点是荒谬的。他们指责那些经典作品是意识形态的结晶,他们感觉不到那些作品是在对他们说话。他们认为,属于经典作家们的世界已经消失了。
我知道她说的都是真的。因为我每天都在体验这一切。是啊,文学正在消亡,我们这些教写作的人,不正像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样吗,带着滑稽的优越感,以懂得茴字的四样写法而得意,实际上却已被时代辗轧而过,远远甩在身后。
然而,从根本上讲,我们还有一条底线。那就是我们起码相信写作之于我们个人的意义。这是最后的堡垒。也许是出于对这座堡垒的捍卫,努涅斯在整本小说中一项一项地忠实践行她在写作课上的建议,像现身说法,告诉每一个读者,写作是如何打开一个人的内心,并给予疗治:与其写你知道的东西,不如写你看到的东西;表达一些长久以来内心深处的感触;写私密的日记;写一写现在或过去对你很重要的任何东西;把你无法面对的真实诉诸想象力;打败空白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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