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英雄》之魂漫游东方，《命运》交响融入中华——“乐圣”贝多芬与中国( 二 ) 中薪|贝多芬|乐圣|漫游|《英雄》|《命

这一记载与上海交响乐团现藏的1927年5月29日上海工部局乐队的节目单逐一呼应。当天的演奏包括“贝九”部分选段和“贝五”，以及贝多芬的第二十三号钢琴奏鸣曲《热情》。
“当时大家都想去看看这个中国人是谁，因为这件事情在中国讲起来是很了不起的一个事情，全部是外国人的乐队，一个中国人加入。那么也为演出增加了很多中国观众。”谭国璋说。
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尽管战乱不断，但贝多芬的作品在中国持续传播，上海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和北京大学音乐传习所等，开展各类小规模的室内乐教学和演出，贝多芬的曲目总受到乐队和受众的青睐。
(小标题）见证战争与和平：他的音乐里并非只有“斗争”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上海市级交响乐团的建制得以保留，第一任市长陈毅也是交响乐的知音。有口述回忆史料显示，陈毅对贝多芬情有独钟。
南征北战的中国共产党人同样懂得欣赏交响乐。不仅是陈毅，贝多芬的作品在新中国成立前后，特别是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被大量演奏。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介绍，1949年10月16日，富华指挥乐队上演贝多芬第三交响曲《英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上海首次上演贝多芬交响作品。1952年至1953年，贝多芬专场音乐会屡屡出现在上交节目单中，傅聪、沈枚等担任独奏。
1957年，中国音乐家协会在北京隆重纪念贝多芬逝世130周年，文艺界人士1000多人参加。1959年，贝多芬第九交响曲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献礼作品在北京演出，这部鸿篇巨制的合唱交响曲，包括经典的“欢乐颂”，首次全部由中国人演唱，成为贝多芬作品传入中国的一大里程碑事件。同年，德累斯顿交响乐团访华，告别演出选在新落成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由波恩格茨指挥前三乐章，严良堃指挥第四乐章，中央乐团、中央乐团合唱队、中央广播乐团合唱队和中央音乐学院学生合唱队登台与德方合作演出。这场中德合演的“贝九”吸引上万人现场聆听，盛况空前。
音乐学家、上海音乐学院副研究员韩斌认为，贝多芬在中国得到知识阶层的崇尚是在五四运动之后，这与贝多芬个人的经历息息相关，也与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广为传播有关。贝多芬的作品也象征着“燃烧的革命之火”，通过丰子恺的介绍，“英雄”成为贝多芬的代名词，引发更多共鸣。
新中国成立后，贝多芬成了革命音乐的代表。韩斌分析：“贝多芬的音乐唤起那种对平等的向往，对斗争的渴求，和对胜利的欢呼，这都得到了充分认可。他的斗争精神，他的革命性和先进性，给人以发愤的精神动力。这是那个时代很难得的一种文艺力量，一种精神上的推进剂。”
“贝多芬是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音乐家。他的音乐，不是单一的，比如说贝多芬有很强的‘斗争性’，他对命运不公有这种表达。而实际上他的人格是多面的、丰富的。”出生于1940年的谭国璋从小跟随父亲谭抒真学琴，耳濡目染，经历了新中国的建设时期再到改革开放，他的心目中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贝多芬。
身为国家一级演奏员的谭国璋认为，其实贝多芬的精神世界很丰富，表现在他的作品里，他各种喜怒哀乐、各种感情都很丰富。“单看交响曲，除了‘贝五’，我们拉‘贝六’（田园交响曲），他对自然风光的表达，就包含了对大自然的整体性认知，而不仅仅是‘斗争’。”
“固然贝多芬的‘九大交响’最为知名，但同时欣赏他要从多面切入，比如奏鸣曲、协奏曲等，懂贝多芬的人逐渐增多，是与中国不断发展的音乐教育有关，这也是一个中西交融的过程。”他说。
谭国璋在对父亲生平的研究中还发现，父亲曾师从多位老师，最后一位是二战时期到上海避难的犹太音乐家卫登堡，卫登堡又是音乐家约阿希姆的学生，师徒一脉相承，把欧洲演奏传统，特别是对贝多芬作品的见解和演奏风格传授到中国。谭国璋还收藏着父亲留下的一本贝多芬小提琴协奏曲乐谱，上面修改、添加的弓法、指法，都是卫登堡根据他的老师约阿希姆的演奏标注记录下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