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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国家大剧院“贝多芬生平与艺术展”上,名为《命运之火》的金属丝塑像。新华每日电讯采访人员李牧鸣摄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采访人员许晓青)12月11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英雄〉之魂漫游东方,〈命运〉交响融入中华“乐圣”贝多芬与中国》的报道。
110多年前,李叔同称他“比独芬”;鲁迅也提到他,叫“培得诃芬”,把他与康德、拉斐尔并列,还有人翻译成悲多汶、裴德芬、白堤火粉。而最终通过傅雷的经典译作,他在中国才被称为“贝多芬”。
在上海交响音乐博物馆内,陈列着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一份交响音乐会公演节目单,上面恰巧就有“Beethoven”(贝多芬)的曲目。
这一天是1911年11月12日,按惯例一场“星期日音乐会”在上海市政厅举行。当时的节目单显示,在上半场压轴演出的曲目是贝多芬的第三交响曲《英雄》的最后一个乐章。
这场演出距离贝多芬逝世已80多年,当时在现场的中外听众有多少人,反响热不热烈,后人不得而知,但“乐圣”贝多芬那时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被人所知。他的作品,尤其是交响乐作品后来广为流传,从战争年代到建设新中国,再到改革开放后,伴随着中国和中国人的发展,见证这个国度的现代化进程。
2020年是贝多芬诞辰250周年,其作品在中国的大众传播已有一个多世纪历史。这些来自西洋古典乐殿堂的美妙音符,润泽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就好像译者傅雷在《贝多芬传》中所提及的那样,贝多芬和他的作品从“痛苦与斗争中解放了人,扩大了人”。
(小标题)遇见“贝多芬”,他“连滚带爬”
1927年春,20岁生日尚未到来的谭抒真一头扎进了只有洋人参加的上海工部局乐队(上海交响乐团前身)。他起初只是想试试自己的身手,因为当时他的提琴老师刚巧回国休假。他想,“要不去交响乐团拉琴试试”。
上海是西方古典音乐在华传播的“母港”,上海工部局乐队曾有“远东第一乐团”的美称,而工部局乐队的雏形——上海公共乐队,诞生于1879年,比柏林爱乐乐团的成立还早了3年。
谭抒真的这一试,使他成为第一名跻身西洋交响乐队的中国籍乐手。尽管他只是一名实习生,他第一天进乐队排练,谱架上摆的就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
“我父亲就在这机缘巧合下‘遇见’了贝多芬,当时他实际上只有19岁,是一个没有任何资历的年轻人,他以实习生的身份加入了上海工部局乐队,第一天就要跟着大乐队拉‘贝五’(第五交响曲)。”谭抒真之子谭国璋在上海家中告诉采访人员。
因为胆子大、敢尝试,19岁的谭抒真敲开了通往西洋交响乐队的演出之门,也敲开了通往贝多芬庞大交响乐体系的门。
“因为之前我父亲就是自己拉拉琴,没有参加这样一个正规的乐队,乐队的巨大的声音,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这种非常响亮的声音,他过去耳朵里没有听到过。并且这是他第一次参加拉交响乐,所以他觉得是‘连滚带爬’,那是没经过个人练习就当场视奏乐谱的状态。”
更让谭抒真没想到的是,第一天练“贝五”,他已是拼命跟着乐队“前进”,晚上回家自然猛练一番,第二天再坐到乐队里,以为还是“贝五”,却看到了“贝九”(第九交响曲,也称“合唱交响曲”)的谱子。谭国璋解释说,原来当时的乐队总是把最需要练习的曲目拿出来练,熟悉的曲目就略过,而对初入乐队的人来说确实是一种挑战。
就这样谭抒真从拉贝多芬的几大交响名曲开始,“遇见”这位大师,此时距离贝多芬逝世已经100周年了。
近年来的研究发现,1927年,谭抒真在排练后不久,就跟随乐团正式演出。1927年5月28日的《申报》上有这样的记载,名叫张若谷的乐评人写道:“乐圣贝多芬百年祭(一)明夜九时一刻在市政厅举行,一九二七年春季末次音乐会,谭抒真君加入乐队合奏提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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