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仅|有许多书它本身就不是热销的书，它仅仅是一小部分人喜欢的书( 二 ) 橡皮|书号|诗集|杨黎

到最后，我就只有自己印并自己卖。我准备把中国的出版事业发展到自产自销的时代，发展到手工业的时代。
刘：我看到了张羞为这本书做的封面，很不错，对于张羞的设计，向来我就很信任……我想知道，这次你自己印制这本书，越过了烦琐的制度性书号出版程序，这可能与你写作这本书时的平静心情又不一样了，你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杨：张羞的设计非常的漂亮，我也非常的喜欢。而说到心情，我非常高兴，它就像我写作时的心情一样。你知道我这个人，我不喜欢麻烦，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不麻烦。如果能够顺利卖完，那就太好了。我的下一本书，我也准备这样做。只是它的价格可能低些，印刷量可能大一些。那么这样的话，我就两年一本地写下去、印下去和卖下去。我感谢上帝，我会过得非常幸福。
刘：你是怎么制作和印刷《向毛主席保证》这本书的？对于只有中国才有的这种“地下”形式的运作，很多人都想知道内情，具体谈一谈……
杨：《向毛主席保证》和其他书的制作和印刷一样，它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它只是简化了一些手续，比如出版审查，比如开委印单和发行单等等。张羞为我做好封面后，我就在成都找了一家印刷厂出片印刷。这些事都不要我做。我做的只是到我的博客发一篇《出版说明》，再打电话告诉我几个朋友，请大家帮帮忙。它实在没有什么内情。
刘：《向毛席保证》这样的出版方式，具有打破当下出版垄断的意义，它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出版事件。我们暂不谈书名的爆炸性，小说内容的叛离性，单就出版的方式，比如出版的个人化，就很典型。我想，这不仅仅是“地下”的问题，还是所谓的制度性和潜规则在作祟……
杨：是的，我自己“出版”我自己的小说，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清楚的知道我的这一行为可以说是“知法犯法”。知什么法？知出版法；犯什么法？也是犯出版法。而且，干这样的事对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就因为办“非法刊物”或者“地下刊物”和有关部门经常打交道。我从来不回避这样的事实，而且为它深感骄傲。1980年我18岁，就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创办一本油印文学杂志《鼠疫》。这是我最初的文学行为，它意味着一开始我就是一个不守规矩的人。而从那之后，我参与了创办《现代主义同盟》和《非非》两本“非法诗歌刊物”的工作。一晃二十年过去了，这两本刊物，无疑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非常有价值和意义的刊物。它们不仅推动了中国诗歌的发展，也见证中国民主进程的艰辛。而那个时候，我二十出头，风华正茂。
如果说，我曾经积极参与创办“非法刊物”是为了我和我的朋友们那些另类的文学作品寻求出路的话，那么今天我“自己写、自己印、自己卖”的“越轨”行为，依然包含着是这样的意思。二十年过去了，中国的出版管理有变化，比如出版集团化了，但依旧没有一丁点松动。意识形态铁板一块，“市场经济”又如虎添翼。像我的小说《向毛主席保证》这样的纯文学作品，依然找不到出版的机会。
刘：《向毛主席保证》以这样的方式出来，给人感觉就像是一个行为艺术，包括你的写作过程，以及小说的出版过程，都可以纳入这个行为艺术的一部分。当然这是一种顺其自然的行为艺术，而不是表演，尤其是前期过程。作为当事者，你怎样看待呢？
杨：我觉得它不是行为艺术。
写作是一个人应有的权力，出版也是一个人应有的权力。以什么样的方式写作，或者以什么样的方式出版，这同样是一个人的基本权力。
当然，具体说到《向毛主席保证》的出版，由于它和已有的出版方式不一样，所以它看上去有点像行为艺术。我这样说并不是我不喜欢行为艺术，我只是要表明，我们的出版制度已经到了必须“改革”的地步了。这些天我看新闻，看见人家古巴都“改革”了，他们的伟大领袖已经同意古巴人民可以买手机和买电脑了。
我真为古巴人民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