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李欧梵｜铁路现代性，文化研究的一种新范式( 二 ) 李欧梵|文化|李思逸|铁路|范式

文章插图
《点石斋画报》：兴办铁路

文章插图
《点石斋画报》：火车被毁
全书的内容共六个章节，分别为我们讲述了铁路现代性在中国文化中所呈现的六个面向。第一章仔细追索铁路和“火（轮）车”这个名词的由来及内涵，探讨它在中国传统语境中的多种指涉。第二章以著名的《点石斋画报》为例，把各种有关火车和铁路的图像作深层次的分析和比较，还原当时的认知背景，反而得出了不同凡响的新见解。第三章聚焦于吴淞铁路的论争，把洋务运动中的各方人士论点放在同一个平台，显示速度并非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考虑。第四章讨论孙中山的铁路梦，是我推荐的题目，作者花了不少功力，在哈佛大学做研究时，连原来的铁路地图都找到了，发现孙中山的铁路梦背后的潜藏民族国家之主观意志。第五章聚焦在民国时期的文学作品方面，选材内容也包罗甚广，但不是随意拼凑，而是把不同背景的作家及文本并置，统摄在一个有关现代性的主体性问题之下；再分别以两个互相关联的理念——主体与风景（以及风景化的他者）——作为分析框架，来考察火车车厢内的个体经验。除此之外，作者还在适当的环节谈到老舍、丰子恺和刘呐鸥等作家关于火车经验的作品。对我个人启发最大的是第六章：《邂逅他/她者》，讨论车厢中的界限和陌生人的问题，作者把先锋派的施蛰存和传统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放在一起思考，两人的文学取向南辕北辙，然而经过层层分析之后（包括对弗洛伊德本人的铁路梦），得出的结论超乎我的意料，令我大为佩服。因为这些作家都是我自己研究过的，也曾经在课堂上教过——比如张恨水的《平沪通车》，却从来没有想到这种诠释的可能性。这也引发我的灵感，很想继续从这个思路来研究其他作家和铁路有关的作品（见后文）。本书跨越的历史时间大约一百年，从1840年到1937年。我真希望作者他能继续写下去，把当代的视觉文本（例如侯孝贤的电影《冬冬的假期》和姜文的电影《让子弹飞》）也包括在内，更遑论中国大陆最近的“高铁”现象及相关话题。此外，如果作者愿意从横向研究的话，其实也可以把日本和印度的铁路拿来做个比较。

文章插图
桃花坞年画《苏州铁路火轮车公司开往吴淞》
在反复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作为读者的我早已忘记自己是作者的论文指导老师，反而从这本书中学到不少东西。所谓教学相长，青出于蓝，绝非虚言，我深有体会，此次又得到一个例证。作者李思逸的本科训练是西方哲学，特别是德国观念论哲学，这使其惯于抽象思辨；做研究生时期改攻文化研究，故而他对于西方文化理论的哲学背景颇为熟悉，也常有超乎寻常的理解。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西方（特别是英美）学院中较为新颖的学科，或可称为“跨学科”，因为它横跨文学、视觉研究（Visual Studies）、性别研究、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然而就我看来，文化研究存在两大弊病，一是缺乏历史的视野（因为只关心、追逐当前的热门问题和流行学说），二是达不到哲学思辨应有的深度。李思逸现在终于弥补了这个缺陷，而且犹有过之——写出了一本独特的跨学科著作。前文提过，他的切入点很特别，用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理论说法，就是“恢复物的历史及阐释地位”；物不是静止、稳固、被动的东西，而是一团复杂的行动网络，一条流变的轨迹。换句话说，物也有它的主体性。火车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工业化的产物，因此它成了现代性的表征，然而当它最初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中（经由《点石斋画报》），却被当作怪兽，和龙蛇巨兽对等，互相争夺大自然的空间。后又经过建设（最终拆卸）吴淞铁路的历史经验，火车和铁路的文化意义亦随之逐渐改变，也可以说铁路多少带动了中国的现代性文化。到了民国时代，经过孙中山的大力吹捧，铁路变成建设新民族国家的主要机制之一，它的地位显然较晚清时期不同了。铁路旅行成为一种现代经验，与文学展开互动，“对民国时期的主体建构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这个主体建构指的不仅是国家，也是个人。“五四”以降的文学作品也扩展了铁路旅行的主观视野。李思逸批判性地援引日本理论家炳谷行人关于风景的“认识论倒置”一说，以一种反辩证的辩证方法阐发铁路和风景——个人在火车上观看风景以及风景对个体的认知影响——之诸多可能，我觉得这是本书最抽象而艰涩的部分，然而并不影响作者文本分析得来的精彩洞见。从第五章开始，本书显然又换了一个“调性”，作者不再从铁路的物之本质来探讨人、物和铁路的主客关系，而“逐渐学会接受人和物的纠葛不清”。作者似乎从理论思辨的建构立场，逐渐向文本经验的阐释倾斜。在全书的第七章结语中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自我反思：“既然人总是借助非人的物质来表达自身，那么我们就不能否认物也可以透过人来显现自己。”如果纯从物的立场继续推演下去，本书势必陷入“后人类”“新物质主义”的理论漩涡，思逸不愿意加入这个当今时髦的“理论家”行列。最后他寓意深长地说：“如果理论不能用来思考问题而只能生产喧嚣，那么我们还不如到具体的文本中，寻找承载历史隐喻、文学意义的铁路。”这一段话我读后十分感动，但也觉得自己对此有点责任：思逸是不是为了迎合他老师的兴趣而回归传统的文学和文化史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