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龙仁|直到今天，人们才意识到喜龙仁的价值( 二 ) 艺术史|弗利尔|蔡元培|价值

喜龙仁的中国朋友圈
新京报：喜龙仁曾在民国时期四次来华，与蔡元培、胡适、张元济、黄宾虹、张大千等人都有过交集，能否谈谈他与中国学界和艺术界的交往故事？作为西方学者，他是如何进入民国学术圈的？
叶公平：喜龙仁在华期间与中国文化界有较为广泛的交往。除了你提到的这几位以外，他还与建筑学家梁思成、国立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古物学者罗振玉、鉴藏家完颜衡永，以及后来成为著名西洋文学研究者的杨周翰都有过交往。从目前所见记载来看，喜龙仁给他们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可谓近代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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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5月，喜龙仁与负责运送北京故宫文物赴台的庄严，合影于台中北沟库房外。这里是故宫文物赴台后停留的第一站。
胡适1922年的日记至少有7次提到喜龙仁，对其人其作的评价都很好，两人的交往比较多。喜龙仁在北大做讲座，翻译就是胡适。喜龙仁跟蔡元培的交往，目前找到的记载比较少，因为蔡元培1922年上半年的日记没有保留下来，但无疑是见过面的，是张元济写信给蔡元培推荐了喜龙仁。黄宾虹在致许承尧和傅雷的信中，也都提到跟喜龙仁的交往。张大千在喜龙仁过八十大寿时，还给他写了一幅字表示祝贺，收录在其著作目录中。鲁迅虽然不一定认识喜龙仁，但他曾托其弟周建人买了一本喜龙仁编著的英文版《中国画论》，寄赠莫斯科的犹太裔艺术史家朋友，并在信中对喜龙仁的著作有很高的评价。
喜龙仁之所以能打入中国的学术圈和艺术圈，估计是通过长期在华的一些外国人的引荐，比如他跟一位长期居住在上海，对中国文化艺术有长久兴趣的西洋女士爱诗客有长期通信。爱诗客与美国著名女诗人洛威尔合作翻译过中国古诗，她也是最早收藏近现代中国画家（如任伯年、吴昌硕等人）作品的西方人之一。
新京报：在紫禁城和“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都未对外开放时，喜龙仁被特别批准进入拍摄，他是如何获得特许的？他还给溥杰、溥儒、醇亲王等人拍过照片，他与当时的民国政府和前清王公贵族有怎样的交集？
叶公平：喜龙仁先认识了溥仪的英国老师庄士敦，在庄士敦的帮助下获得溥仪的特许。喜龙仁是1922年5月获准进紫禁城拍摄的。胡适在1922年5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八时到Professor Siren（即喜龙仁）处吃饭。我因为宣统帝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Johnstone）,问他宫中情形。”1922年5月30日胡适见溥仪时，溥仪也谈及出洋留学的事。1922年溥仪很想去欧洲留学，自然会对喜龙仁这位欧洲大学教授充满好奇与好感。喜龙仁拍摄时，溥仪还在一旁不断建议，告诉他哪里有更好的拍摄角度。瑞典虽然是小国，但是在世界上很受尊重，跟中国也没有什么利益冲突。且瑞典是君主立宪国，晚清政府派大臣出国考察立宪制度，就去过瑞典。再加上喜龙仁又是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的西欧大学教授，很容易获得这些王公贵族的好感。
不过，民国时期了解喜龙仁的人基本上局限于精英阶层，他的著作只有制作豪华、价格昂贵的欧洲语言版本，只有少数图书馆和个人购藏他的著作，当时的中文媒体对他的报道也很少。他对中国传统派画家有兴趣，对中国的新派或西派画家兴趣不大，因而，也就很难对中国的新式艺术文化产生什么影响。
新京报：喜龙仁在中国建筑、雕塑、园林和绘画方面的研究成果，对中国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叶公平：喜龙仁对中国传统建筑和雕塑的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界影响比较大。主要原因是在传统中国，文人士大夫精英阶层不重视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当喜龙仁研究中国的城墙和城门、北京皇城和中国雕塑的时候，这些题目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认真研究过。喜龙仁这些方面的著作，对梁思成和林徽因等最早认真研究中国建筑和雕塑等物质文化的中国学者，有很重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