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龙仁|直到今天，人们才意识到喜龙仁的价值艺术史|弗利尔|蔡元培|价值

喜龙仁是最早对中国艺术史进行系统研究的西方学者之一，他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与收藏蔚为大观，与中国学界和美术界也有过广泛交流，并影响甚远。但海内外学界对他的专门研究并不多，我们采访了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客座副研究员、目前在常州工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任教的叶公平先生，他专注于喜龙仁研究多年，我们请他详细分析了其中原委。
采写 |新京报采访人员徐学勤
被冷落的集大成者
新京报：从19世纪末开始，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西方学界对于中国传统艺术和物质文化的关注显著提升，中国艺术史的早期海外研究者中，有哪些突出的代表人物？喜龙仁在其中居于何种位置？
叶公平：西方早期的中国艺术与物质文化研究者，主要有费诺罗萨、韦利、翟理斯、宾扬等人。费诺罗萨在日本住了很多年，他的中国艺术知识来自日本，他在《东亚艺术史纲》中拼写中国古代画家如李龙眠的姓名，都是按照日本发音拼写。韦利中文和日文阅读能力很好，翻译了不少中国和日本的文学著作，因为长期在大英博物馆任职，也出版过中国绘画方面的书，喜龙仁后来也找他借阅过关于日本艺术文献的笔记。翟理斯是汉学家，写过《中国绘画艺术入门》。另外还有冈仓天心，曾经在波士顿美术馆工作了一些时间，用英文写了一些书，影响也比较大。
相对于前面列举的这些人，喜龙仁可以说是集大成者，他对中国艺术和物质文化的大部分门类都做了研究。其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充分利用东亚、北美和欧洲几乎所有重要的中国艺术品收藏，包括博物馆收藏和私人收藏，充分利用实物和文献资料，把中国艺术史和物质文化研究做成了全球性的学问。他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对实物的观察、拍摄和研究的基础之上，自己没有亲眼见过和拍摄过的东西，他一般不大愿意去写，因而他的著作往往有很多珍贵的影像资料。他的研究虽然很多只是在汇集资料的基础上做了初步整理，但是对于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学科来说，却是重要的奠基性工作。当弗利尔美术馆设立奖励国际亚洲艺术研究的弗利尔奖章时，对把第一届弗利尔奖章授予喜龙仁，没有任何异议。弗利尔奖章后来常被认为是国际亚洲艺术研究领域的最高荣誉。

文章插图
【 喜龙仁|直到今天，人们才意识到喜龙仁的价值】喜龙仁拍摄的北京。
新京报：根据你的考察，国外关于喜龙仁的英文专著只有一本，这与其在中国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开创性贡献极不匹配，为何会如此？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海外学界对喜龙仁的研究概况？
叶公平：目前，关于喜龙仁最重要的专著无疑是米娜·托玛的书，英文书名为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e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最近刚出的中文版改名为《喜龙仁与中国艺术》。米娜·托玛花费了大量时间在斯德哥尔摩看喜龙仁档案，做了大量扎实的工作，此书的缺点是对于中国文献没有充分发掘。另外，目前任教于香港大学历史系的Perry Johansson，在2012年出版的关于瑞典汉学史的专著Saluting the Yellow Emperor: A Case of Swedish Sinography中，有关于喜龙仁的一章。海外对于喜龙仁作为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最重要的开拓者这一点基本上没有什么异议，不过高居翰等人也指出，喜龙仁的著作往往不深入，主要是资料整理。
西方学术界一般认为，一个学者的著作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学者本人的人生和个性是第二位的。而且，当前的研究成果（最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才是最重要的，二十年之前的研究或著作常被认为是过时的。当然这种看法往往并不正确，对于人文学科更是如此。
另外，对喜龙仁的研究比较稀缺，还与相关档案一直在斯德哥尔摩、至今没有在网上公布有关，现在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馆系统也没有在网上公布的计划。这使得不在斯德哥尔摩的学者查阅喜龙仁档案很不方便。而近几十年在斯德哥尔摩，几乎没有什么人对于中国艺术史学史有很浓厚的兴趣。另外一方面，喜龙仁档案中有很多部分是瑞典文，不懂瑞典文也不太方便充分利用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