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惑|“不惑”和“知天命”之间：一代人的文学命名一代人|作家|艾伟|命名|之间

“70后”作家也到了“不惑”和“知天命”之间。
12月5日，以“一代人的精神图谱和文学经典化”为主题的2020年花城文学论坛在浙江德清举行。在场作家里最年长的是生于1966年的艾伟，最年轻的是生于1983年的孙频，中间的弋舟、路内、张楚、付秀莹、阿乙、石一枫都是“70后”。
“我不认为这个论坛是一个‘70后’作家的论坛。”在评论家、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何平看来，上以艾伟、李洱、东西等作家为界，下以孙频、双雪涛、笛安等作家为线，这两头及中间的作家构成了一个“文学代际”：这一代际的作家或在1990年代出场，或在1990年代成名，和那些以1980年代文学黄金时代为起点的作家群有着明显的不同。
为什么潜意识里能接受代际划分？
弋舟一开始不大喜欢“70后作家”这样的称呼，后来也渐渐接受了。他说：“要直视中国的特殊性吧。至少我们这代作家相对完整地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年。这一代人放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很独特的。”
“我们仍然可以理解并在潜意识里接受代际划分这种说法。”张楚称，因为在这个经济、科学、文化比历史上任何一个年代都快速发展的时代，十年或许最能体现出一个时代横切面的纹理和特性，这在中国作家的身上可能更为明显。
比如“50后”作家经历了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最艰难也最变化多端的年代，人们往往能在他们身上窥探出他们对历史的反思和考量。而“60后”作家在文本上有着更明确的追求，如苏童、格非、吕新、李洱等小说家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和反思现实，运用复调、多声部、开放式的叙事策略，拓展小说发展的可能性。
从继承关系上来讲，张楚认为“70后”作家或许可以被称为“50后”“60后”作家的遗腹子。“当‘50后’‘60后’作家开始在市场遇冷从而转向时，‘70后’作家刚刚开始写作。他们在写作初期基本上都受到过先锋文学的影响，比如今天在座的弋舟、阿乙、路内和我。另外，我们这代作家似乎对历史和宏大叙事普遍缺乏热忱和好奇，更为关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我们对乡土叙事和城镇叙事的偏爱，似乎与我们的时代也存在着微妙的内在逻辑。而‘80后’作家的作品中，已经很少看到乡土和城镇。他们对城市文学有着一种本能的亲近。”
需要对1990年代以来的文学重新命名
孙频是在场唯一的“80后”作家，她并不觉得自己和这群“70后”作家就是两波人：“因为我们能聊到一块去。”
她提到，在市场经济发展中，“80后”作家来自不同的家庭，个体差异也很大，这导致他们的写作更多元也更个性化，共同经验相对少了些。“而且，当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社会环境已经变了，作家的光环很小了，我们的写作变成了非常个人化的行为。”
何平说，进入1990年代以后，中国乃至世界都遭逢空前变局：全球化、下岗潮、阶层流动、空间折叠、媒介革命、WTO、汶川地震……。“在一定意义上，‘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类似于1980年代的文学整体性革命和思潮性推进在1990年代是乏力的，文学和写作者都不再是时代的中心，也不再有力地参与时代建构。表面上1990年代以来并不缺少期刊策划和文学命名，但往往是有话题却推举不出共识经典。1980年代想象的文学共同体让位于文学边界和空间的不断漂移和改写。尤其是随着资本入场和网络技术迭代更新，不同的文学空间更加自我部落化且以邻为壑。”
“当然，从艾伟到孙频，这一文学代际的作家和1980年代作家之间也不是简单的断裂或者PASS关系：他们中间有的是1980年代文学的剩余物，有的是1980年代现实主义深化和先锋文学本土转换的继承者，但他们又是不同代的作家。”何平强调，他们必须成为今天文学的中坚力量。他们如何被命名？他们和时代是什么样的关系？他们给汉语文学带来哪些新的审美可能性？他们的经典有哪些？这些应该成为文学研究界关切的话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