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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和西方,都曾存在过一个介于贵族和平民之间的阶层,在中国,这就是君子;在西方,被称为绅士。这个阶层不以血统为评价标准,而完全以个人的文化涵养和道德修为作为识别特征。仔细地推敲起来,关于绅士和君子,中西方确实有一些看法上的不同之处,这体现了两种文明的内在差异。绅士(gentleman)这个词翻译得十分贴切,有钱的士。在中国语境中,所谓的“士”总有凄苦的一面,多表示寒士,比如杜甫所写:“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寒士高风亮节,但免不了喝西北风“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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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不可能总是孑然一身,无牵无挂。士自得其乐不要紧,他的家人也要讨生活,即使有再强大的精神力量,柴米油盐、衣食住行总归是需要经济支持的。绅士不然,绅士之“绅”是有经济基础的,《说文解字》说:“绅,大带也。”腰围大带子的人,非富即贵。所以绅士,就是衣食无忧的士,为什么这个词翻译的好,因为gentleman正好对应了来自gentry (土地所有者)阶层的身份,虽然是最低的一级地主,但绅士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的合理生活,而不必要求妻儿老小也跟自己一起“箪食瓢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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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绅士精神的基础,来自亚瑟王的圆桌骑士,即特权和责任的相互牵制,任何人在享有统治权和地位的同时,也必须受其约束。例如,要追求高尚的事业,为积极的目标提升自己,完善自我,鼓励个人的雄心,但是同时要避免傲慢,必须以谦逊、克制的态度钳制私欲。所谓高贵者必高尚,享有特权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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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任何要求人类克制自己的理论,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即使在绅士的发源地英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于“高贵者必高尚”的要求也只是理想,实现起来难于上青天。可以说,直到维多利亚时代(1837年—1901年)前期,绅士这个词一直带有贬义,指的是作威作福的纨绔子弟,这种糜烂的风气在摄政时代(The Age of the Regency,1795—1837)到达顶峰,英国人用英文“Toff”(花花公子)来代指绅士,表达了平民对绅士的蔑视,这时候的“花花公子”式“绅士”,只是一群花天酒地,毫无男子气概,戴假发贴假痣,涂脂抹粉的有钱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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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从维多利亚时代开始,由于工业革命肇始于英国,社会风气随之产生巨变,人们开始将上进和道德高尚作为人生目标,绅士被重新定义,开始强调个人的内涵比出身背景更重要。绅士风潮的出现,是一次可与文艺复兴等量齐观的精神解放。因为工业革命,社会财富分配发生变化,资产阶层上升,他们开始代替过去的地主阶层,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这群生活优渥的新贵,急需身份认同。和旧时代的贵族相比,他们的地位是一步步奋斗出来的,尝过世间的苦,也有能力追求世间的好,他们阅历丰富,见多识广,具备卓越的个人才华和品格。这些新贵不仅仅代表了富裕的社会阶层,还包含了对精神品格的要求,因此,他们不是传统贵族,不是“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花花公子,他们是一种经过道德修炼的新贵族。这种不以出身,而以个人品格论高低的新贵族,就是近代语境中的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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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有点像中国的君子,但又不一样,他们要求自尊、自律、博学、克制,并且从外表到内心都要精致,根据著名艺术评论家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的定义,绅士的“第一特征是体格和头脑结构的精致,以至于他既能体会最细微的感受,也能体会最细微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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