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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是宦官，以及宦官背后的皇帝对士人的一次镇压和清洗。两次“党锢之祸”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士族的发展，是东汉皇室借助宦官之手重新夺回对地方的掌控，但即便有这样的动机在，“党锢之祸”仍然不能视为一次高明之举，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不能忽视它为东汉带来的巨大的负面影响。首先就如王夫之所说，“党锢之祸”造成东汉政治黑暗，宦官当政，“士大夫而欲有为，不能也。”屡次受到迫害导致这些原本受儒家忠君爱国思想影响的士大夫对东汉王朝离心离德。一些士大夫更是走向武途，依靠战争的手段积累资本。当这样一个群体都失去了忠诚的时候，东汉这个政权走向尽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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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则是政治格局的失衡。汉灵帝过度地打击士大夫，遏制士族的发展，相应的宦官势力会爬升上来。这些宦官和他们的党羽继续横行乡里，作威作福，透支东汉的国力，加剧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后来规模巨大的、频繁的农民起义。东汉朝廷没有办法摆平这些动乱，不得已将权力下放到各州，又造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加速了东汉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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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党”这种东西，说不清道不明，评定标准很模糊，却是自古以来政治争斗中的利器。皇帝无疑是不喜欢“朋党”的存在的，他更喜欢官僚们一个萝卜一个坑，安安分分做事，而不是连枝交叶地组成一个利益集团，过多地干涉朝政，宦官把“朋党”的帽子安在清流士大夫头上，自然是无往不利。在第一次“党锢之祸”时，李膺等人诛杀宦官及党羽的行为确实很“爽”，但本质上是无视国家法律，违背汉桓帝刘志的意志，这不仅使皇帝的个人权威受到伤害，同时对法律的约束力也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可以这样说，李膺等人的行为不仅站在了宦官的对立面，还站在了皇帝的对立面，是一种挑战皇权的行为，那么促成第一次“党锢之祸”是很好理解的事情了。第二次“党锢之祸”中，皇帝变成了汉灵帝刘宏，汉灵帝即位时只有十二岁，可以说是年幼无知，而宦官终日陪伴在汉灵帝的身边，是完全属于汉灵帝的群体，必然会得到他的亲近和依赖。所以在这次士大夫与宦官的斗争中，宦官天然就具备巨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当然就是汉灵帝的好恶。当然汉灵帝根据个人好恶行使皇权，那么东汉王朝迎接而来的就是皇权被颠覆的结果了。参考文献：《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中国通史》、《读通鉴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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