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耳熟能详的“党锢之祸”，究竟是怎样一件事，影响有多大士大夫|东汉|清议|外戚|党锢之祸|宦官|

东汉之光武，高皇九世孙。诛莽中兴后，依前十二传。明章称显肃，乃及和殇安。顺贤冲与质，桓灵极不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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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时期的学者王夫之在其著作《读通鉴论》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故国恒以弱灭，而汉以强亡。”这句话往往被后世理解为：其他朝代是衰弱地消散，而东汉则是璀璨地自爆。其实王夫之的本意并非如此，而是指东汉亡于士大夫的穷兵黩武之风，最后导致军阀并起，内耗不断，更是导致中原虚弱，于是有“五胡乱华”之祸。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这些饱读圣贤书的士人转而好武谈兵，嗜血竞杀的呢？小编以为与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不无关系。下面小编就来简单聊一聊“党锢之祸”的始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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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锢之祸”是发生在东汉末年的党争事件。党争的双方为包括外戚在内的士大夫集团，和宦官集团。宦官集团本身没有根基，他们是皇权的附庸和延伸，是皇帝意志的坚定执行者。而士大夫的一些所作所为引起了皇帝的不满。所以毫无疑问，在“党锢之祸”中，宦官集团获得胜利，大批名士被逮捕处死，其家属被免官禁锢。“党锢之祸”共有两次，从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到中平元年（即公元184年），历经汉桓帝、汉灵帝两朝，是一次规模巨大、持续长久、程度激烈的权力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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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汉时期畸形的政治格局说起“党锢之祸”的历史背景，首先就要从东汉时期畸形的政治格局说起。在东汉时期存在这样一种怪圈：皇帝年幼，于是外戚干政；皇帝长大以后，由于外戚势力太大，又不得不借助宦官的手除掉外戚。皇帝亲政之后，立下大功且必然忠诚的宦官得以享受超高的政治待遇。膨胀起来的宦官及其亲属横行霸道，疯狂擭取利益，于是激起外戚和士大夫的不满。两股力量之间的尖锐矛盾，正是“党锢之祸”兴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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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士大夫的“清议”之风在东汉时期出现一种“清议”的风气，以名士、太学生为主。这些士人针砭时弊，品评人物的优劣，抨击豪强、宦官以及碌碌无为的官僚。举一个比较著名的例子。许劭、许靖主持的“月旦评”，就是一种清议。这些名士掌握很高的话语权，他们对某一个人的品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这个人的仕途，他的社会形象。太尉桥玄想拔擢曹操，给他出的办法就是让曹操去拜访许劭，得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的评价；庞统也是因为司马徽的评价，才得以成为荆襄士林领袖。我们不难看出，这种社会舆论的影响有多大。这些“权威”名士的赞扬让人得以扬名，从而更容易地进入到上层社会；他们的贬低对人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我们可以看《后汉书·党锢列传》中一条对“清议”的评价：“又渤海公族进阶、扶风魏齐卿，并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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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清议”的对象并不仅仅局限于宦官，甚至士人当中自己也出现内讧，分党结派互相攻讦讥嘲。但从整体上来看，清流与宦官之间的矛盾是最为尖锐的。第一，古代宦官这个特殊的群体容易遭到清流的鄙视；第二，当时宦官集团炙手可热，容易受到人们的批评；第三、东汉末年的宦官和他们的亲属的所作所为实在令人不齿，从中央到地方到处都是宦官势力的触须，把东汉上下搞得乌烟瘴气。清流是喜好名声的群体，他们心中又有较高的道德标准，最起码是正常的道德标准。清流站在宦官的对立面，既为自己赢得了名声，同时也满足了自己匡扶正义、忠君报国、激浊扬清的心理。三、为非作歹的宦官势力后世评价“党锢之祸”的时候，往往是同情这些被处死、被禁锢的士大夫。原因无外乎他们站在宦官的对立面，可以这样说，他们的立场是正义的，是对东汉末年黑暗政治的一种反抗。事实上，在“党锢之祸”形成之前，一些正直的士大夫已经开始与宦官发生斗争。其中最激烈的一次，应为延熹八年（公元165年），也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前一年。